家风，是民族精神文化在家庭（族）中的反映与重构，亦同门风。
良好家风的养成，不仅是产生这一家风的家庭（族）兴旺发达的原动力，而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对民族精神、社会风尚起到助推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研究、认识家风，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既是补充，亦是借鉴，更是促进。是社会走向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表现。
素有“名门望族”之称的沁县册村乌苏王姓家族的家风，其核心内容是什么，是怎样形成与传承的，他的发展对社会有什么贡献，将是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
一、王姓家族耕读兴家概况简介
族居沁县西部太岳山下阏与古城遗址一带的册村乌苏王姓族人，祖上于元末明初由太原府小武村迁居沁县良基一带，明洪武十年（公元1378年）入居册村，于圪芦河畔生息繁衍600余年。其族人不仅遍布册村镇的册村、乌苏、寺庄、漫水、余交、开村、北集等地，于沁县的新店、定昌、郭村、故县等乡镇，都有这支王姓族人后裔的不同分布。还有一些族人迫于社会及兴家创业的需要，越过太岳山，跨出圪芦河，沿沁河、漳河两岸定居长治、临汾等地，甚至更远的各地闯荡。据21世纪末叶整理族谱时的不完全统计，该族人口发展已近二万多人。族中子弟历明、清、民国迄今四朝，学业有成者不可胜数，为官宦要职者亦比比皆是。
据曾任山西省农科院园艺研究所副研究员、教授王大桂口述，曾任山西省果树研究所副所长、教授王大桢整理的《乌苏王氏人文史略》一文载，“我王氏自始祖成甫公于大明洪武年间由清源（现清徐县）迁沁县良基村转徙册村以来，二世祖统公择居乌苏，课耕课读、勤俭相传。迄今600余年间，支派繁衍，人文迭出……元明之前，知识分子等级称谓略可分秀才、举人、进士等，均为定额录取，按清代制度，沁县每三年一届，凭考试录取的秀才（生员）定额为15名，而我乌苏曾有一届同时被录取5名，占全县1/3”。
王大桂、王大桢在这篇文章中还说，“按明清两朝旧制，据族谱不完全统计有人文职称者135人，其中庠生61名、禀生17名、增生9名，逸生14名，岁贡8名，举人8名，恩贡3名，拔贡、优贡、附生各2名，武生7名，监生3名，太学生13名”。
这仅是王姓家族在乌苏村的发展概况。若将播居其它地区王姓族人学业状况全部计算，哪将是何等惊人的一笔人文大账。何况当代大专以上学历者与从政、从商者尚未计算。
就当代族中名人而言，乌苏出生的王大任，曾任山西、吉林省委书记。册村出生的王新宪，曾任广东残联理事长、中国残联副理事长。沁源出生的王有福，曾任云南大军区副司令员等。他们是族中人物的佼佼者，亦是我国有名的杰出人物。仅此，亦可窥见册村乌苏王姓家族人文兴盛之全貌。
册村乌苏王姓家族为何在仅有的600年中，能取得如此辉煌的发展成就，乌苏王氏祠堂多年延用的一副清代楹联“献亩服先畴五百年田宅承承永安乐土；诗书垂后裔二十世衣冠济济代有人文。”道出了其中真谛，是耕读传家“课耕课读”的美德家风成就了王姓家族。
二、王姓家族“课耕课读”家风形成的因由
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支的册村乌苏王姓家族，与整个民族的其他家族一样，对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诸如：崇贤尚德、尊祖敬宗、乐善好施、爱乡乐土、耕读传家、舍己为人等美德遗风，都有着同样的认知度与传承力。所不同的是该支王姓家族立宗以来，所处的客观环境及自身条件，驱使其走上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课耕课读”发展之路。
据册村乌苏王姓祖籍太原小武村族谱记载，小武村王姓族人原本是元代铜革是 牛市（寺）人，因往来太原、沁县之间，以贩卖建材“苫板”为业而迁居府川，可见，小武王姓是买卖人之家。
册村、乌苏村王姓始祖王成甫入居册村时，也是挑“八股绳”的买卖人，因挑“八股绳”而择偶北册村（今河止村）郭氏。据《册村三门（郁公之后）家谱》记载，王成甫择偶的郭氏，是北册村占有800亩良田的大户人家之女，郭氏出嫁时得到了“脂粉田一分”的陪嫁，这“一分”当是800亩的一份（十分之一），大概是80亩田地的主户。有这80亩土地的经营，就是促成王成甫入居册村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买卖人出生的王成甫，由“挑八股绳”游走四方的商人转变为“春播、夏耘、秋收”为业的农人之主要原因。
大明十年，王成甫入居册村时，圪芦河两岸西起今漫水村、东至新柱村西的大片土地，都掌握在“张白二户”（册村）和“李家大户”（乌苏）等几家“庄董”手中，多数农户都是没有土地的“流民”。
有关文献载，这一“流民”现象，于元朝末年已经形成。元明之际，山西中南部是丁多田少，流民拥塞，而中原地区的河南、山东、河北、皖北一带却“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明大祖实录》），又加水、旱、蝗灾不断（《元史》五行志），已成“春燕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荒芜景象。
虽然明朝廷执政后，朱元璋根据当时国家状况，作出了奖励垦荒、移民屯田等措施，企图改变多年形成的积弊，但随着明朝初期“燕王扫北”的“靖难之役”及“削藩之乱”的接连发生，中原地带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明史》成祖本纪）。移民、垦荒就成为明初治国理政的迫切需求。
就在王成甫入居册村的前后，从明洪武年向至永乐年间两朝，由丁多田少的山西等地向豫、鲁、冀、京、皖、苏等地移民16次之多，人口达100万以上。其中文献明记由沁州移民的时间为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建文四年（1402年）、永乐二年（1404年）、永乐三年（1405年）、永乐五年（1407年）等，共七次之多。沁州人张从整五次组织由沁地往外移民，受到朝廷奖励，最后身死移民途中。这是历史文献《明史》中，仅记的一位为移民大计献出生命的沁州老百姓。
明朝廷多次由沁地向外地移民，一度使沁州大地也成了田多丁少的状况。这一变化使王家得到了扩充土地的机遇。当然，这机遇取得的基础，首先是得益于传承“课耕”的家风。“课耕”使王家有了土地种，同样王成甫一家未被当移民迁往外地，是沾了自家经营有数百亩土地的光，也沾了“课耕”之家风的光。
谱记所谓“课耕”，可释读为按照当时朝廷制定的农耕政策之规定，不折不扣地种地纳税，规范经营，不偷漏税粮，不种植禁忌作物等。
据册村明万历□十八年冬月《重修观音堂记》载，王成甫入居册村时，就曾独出白银肇建观音堂庙，尔后其子孙又多次重修。明嘉靖十年（1531年）《重修古井大明禅寺志》记载，该族二世祖王敏（王成甫长子）于明正统十年（1445年）“舍地一段共二十八亩，施于僧人性月”。王敏能一次施舍28亩土地给僧人斋用，可见在王成甫入居册村的第67年之后，其子王敏在乌苏村一带，已成为至少拥有数百亩土地的种田大户。
上述历史遗物所载王成甫父子的这些善举，表明成为富裕大户的王成甫及其后人，也绝非为富不仁之辈。该家族在圪芦河之郊既能“课耕”，又在民间建庙修阁，广布善事，邻里称其为“祖德相承，善根远大，将来福果不可胜数”之家（《重修古井大明禅寺碑志》中儒学廪膳生员、尧山人任宪之语）。由这些几百年后仍可搜集到的散轶文物记事中，也足以透出，王成甫一家在明初已是朝廷与地方皆能认可，又是民间邻里拥戴的“典型犹在”之家（王氏祠堂牌文）。
由此可知，册村乌苏王姓家族于立宗之初的明代早、中期，爱乡乐土、邻里相济等农耕之家应有的良风美德已初步形成。
人常言，“家有二升糠，送儿上学堂”。这句话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望子成龙，改变现实经济、政治状况的企盼，另一方面也说明，让子弟上学堂深造，是需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为之作支撑的。
据现已成残本的西沟王姓族谱与册村老三门（清、演、溥三公后）家谱记载，自王成甫、王敏于明早、中期成当地种田大户后，该家族就十分注重对子孙文化教育的投入。该家族由第三世开始，已出现了不少因学业优异而进入仕途之后人。如，王成甫之孙王清（三世）为贡生，任灵寿主薄。曾孙王镇（四世）为举人，任陕西教谕。玄孙王相（五世）为贡生，去南方的袁州府任照磨。裔孙王济（六世）为明正德十一年京考生，王敬（六世）贡生，出任吴堡知县。王敬是册村乌苏王姓族人中出现的第一位县官，也是明代唯一的一位族中之“大官”。由族谱记载族中“七世之前为明朝生明朝卒”的明代人来看，该家族于八世之前的明代，就先后由农耕土地上走出了10多位文化人，致该族步入耕读兴家之道。
王姓家族于明代形成的耕读传家之风，及其取得的成就，为后来该族成沁县名门望族奠定了基础。
三、“课耕课读”家风的传承与发展，使王姓家族为社会作出了杰出贡献
清代以来，册村乌苏王姓家族对大明一代形成的“课耕课读”家风传承，进入空前的发展阶段。族人王心安一家，“课耕”成功的历程，将王姓家族传承的美德遗风，予以了全方位揭示。
据乌苏村王姓族谱记载，王姓一族自明代由其始祖王成甫、二世祖王敏成为沁县西乡一带种田大户后，到了明清之际，又出现了一位号称“五谷神”的农耕大户，王姓第八世人王心安。
谱记：“王心安……前身五谷神下界，取精用宏，不屑陶朱、猗顿之术。产蓄百顷，富冠二沁（沁县、沁源），邻里之仰给者，不下百户。……生平神异，难以殚述，后人犹景仰遗征而传为美谈云”。
由族谱对王心安的追述文字中，可看到其取得的成就之一是“产蓄百顷，富冠二沁”。
明朝廷为了征收粮、税的便利，对社会出现的“皇庄”“官庄”屯积土地现象不加限制，任其蔓延。王心安受这一社会现象的影响，于太岳山两侧的今沁县南部、沁源东北部逐渐征得数百顷耕田。为其“座庄”管理的需要，将本族一些亲信农户及其娘舅家任姓的相关人员，分派往沁源所属各庄（村）“座庄”，负责征收税粮。这样既为官家及时征得了税粮，也实现了王心安庄园式“课耕”管理的需求。这一与官家私家皆为有利的举措，也成了至今乌苏王姓、尧山任姓人口大量迁入沁源各地的主要成因。
王心安的另一个成就是“不屑陶朱、猗顿之术”。这就是说王心安对其庄园的经营技巧，可与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商贾大家陶朱、猗顿相比。王心安“富冠二沁”，究竟有何经营妙法，因家谱文字记载不详，今已无法详述了。但其对名米爬坡糙及沁州黄种植技术的改良与传播，却是载入《沁县志》的。名品爬坡糙（沁州黄）成明、清两朝贡品，确是王心安一族不断改进谷子耕耘技艺的结果，名震华夏的谷子爬坡糙，也为王心安“富冠二沁”作出了足够的支撑。时至今日，这一作物名品，仍是太岳山、太行山两侧各地民众膳食的主要粮食品种之一。
这里要多提一句，王心安培育的谷子名品除爬坡糙外，主要是今已失传的爬坡糙冬谷米与小青谷冬谷米。这两种冬谷米是妇人“坐月子”及病人恢复期营养极佳的品种，因其产量少而更是金贵，因此失传（尚待恢复）。
王心安取得的第三个成就是以扶弱济贫，善待邻里，进而极大地取得了民心。“邻里之仰给者，不下数百户”，这一记载既是对王心安的表榜，也是对王姓家族传承和邻睦里家风的肯定。
一时名震上党的富户王心安于明末清初李自成义军“杀富济贫”的长茅下身亡了，王姓家族后人却在“课耕课读”家风熏陶下，一批批学有成就的济世人才走上了社会，走进了历史，成为今天研究王家发展历程最为有力的凭据。
论及王家耕读遗风的传承，不能不提及族中一个几辈人兴文重教的文化世家。明、清两朝的文化教育，其基本核心还是以儒学儒教为主，对别的流派是排斥不取的。即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之类。当时所称的正途，是指以儒教为正统取仕标准，视其它学派皆为歪门邪说。王姓家族所传承的“课读”之家风，即严格按照朝廷制定的取仕标准从教为学，不走别的偏门旁道。
明清之际，正当王心安靠“课耕”兴家，成当地首屈一指的富户时，与王心安还在一个锅里吃饭的堂兄弟王廷璧、王廷瑞、王廷珍、王廷瑛兄弟四人同时入庠，同时取得庠生的学历资格。“一门八庠生”“两代皆秀才”“满门孝廉”等等好评如潮。王家耕读兴家“立义方训”的成就，一时成沁州人美谈。
就是这支四兄弟同时入庠的王廷瑛之后辈人，十代人兴文重教，成上党有名的文化教育世家。
谱记王姓八世祖王廷瑛的儿辈3人中，王法远成庠生。王廷瑛的孙子辈中，又有王聪、王二小入庠。王廷瑛的曾孙辈（王姓十一世人）王步云、王步月、王步青也都成为庠生。尤其王廷瑛曾孙，乡饮介宾王步青（王姓十一世人）传承“课读”家风功劳最为显赫，他在世84年，一生倾心对儿孙的教育，致其二子王梦弼、王继兴相继入庠。其孙辈6人中，有二人成廪生，一人成佾生。至此，这个文化教育世家已传承了整六代。
这个文化世家的第六代传人，清廪生王应祥（王姓十三世人）在其祖父王步青长期严格的“课读”家风影响下，严于从学，在十多年数次秀才统考中，都获全县第一名，成县内知名廪生，更是族中才俊。以“守身廉洁，正立不阿”的美誉载入谱史，对其不惧困苦，不畏强权，拼搏自力的一生作出了“屡经空匮，未尝假人”的评价。王应祥的文人品格，对族中后世屡有建树，起了里程碑的推动作用。
据有关资料记载，这个十代书香世家的第六代传人， 廪生王瑞祥、王应祥兄弟二人，是兴建宅中“巨槐堂”私塾的肇始人。至第七代传人王泮林（应祥子，增生）、王泮藻（应祥子，廪生）时，经两代人常期累积，家中藏书已盈东西两厢室。
“巨槐堂”不仅藏书多，而且总是聘用当时沁县的名师从教。对进入本私塾的学生，不论本族子弟还是他人子弟，从不收费，致使“巨槐堂”私塾从清末到民国年间，培养出许多在上党地区、乃至三晋大地都算得上有名的人才。
“巨槐堂”私塾的名号，是依该宅庭院中央长有一棵唐槐而得名的。我国自唐代将槐树定为国树后，去国怀乡的文化人对槐树就予以特殊的寓意。槐者，怀也，国槐者，怀国也。以国槐为“巨槐堂”私塾雅号，寓意本宅走出的子弟，都须以国为怀，以国家、民族兴旺为己任，将身许国，成就宏图伟业。
果如其然，在“巨槐堂”这种文化理念影响下，这一文化世家的第八代传人，即曾任沁县儒学斋长王泮藻的5名子侄中，除王永康早年病逝外，其余4人于清末民国初朝代更迭的乱世中，仍然全部学有所成。王寿康（王姓十五世人）为清附生，王用康为清代贡生，王平康为民国山西大学中斋文科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曾任县女子高校校长，差徭局局长。王惠康由省师大毕业后赴日留学，立志实业救国。回国后，任天津电台台长、志康毛织厂厂长、山西西北实业公司经理。
族谱载，这一支文化世家的第七代传人王泮藻，是一位一生从教的教书匠，为传承“巨槐堂”以国为怀的为学精神而奋斗了一生。他的辛劳使“巨槐堂”走出的子孙，几乎全部成为国之重器。“巨槐堂”以国为怀的为学精神，也将王姓家族“课耕课读”的家风提升到了极至。
这一文化世家，延至其第九代传人时，“巨槐堂”这个山村小私塾发生了业界少有的奇迹。
据不完全统计，就在第七代传人王泮林、王泮藻的16个孙辈人物中，除两人在籍持家“课耕”，一人早亡外，其余13人几乎都先后走上了党和国家的各级重要岗位。他们中有的成廪生、贡生、举人，在经界、政界任职，有的走出国门创业，为人类社会作出了贡献。
其中，曾任民国山西绥靖公署参议、河北省政府秘书的王大命，林业果树园艺师、教授王大桢、王大桂，山西、吉林省委书记、顾委主任王大任等，都曾是一时轰动朝野的大家名流人物。尤由“巨槐堂”走出的省委书记王大任，一生尊师重教，在任吉林省书记时，于1985年全国人大六届三次大会期间，牵头向大会提出建立教师节的提案得以采纳。他的这一举创，寓意王姓家族兴文重教的“课读”家风，在更大范围得到了弘扬。
这个文化世家延至第十代传人时，我国已步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巨槐堂”私塾已被村村办学，普及初中文化教育的文化大潮所淹没。在这一代族人中，无以计数的众多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教授、公务员中，又涌现出一位省级副职——山西省政府副省长、人大副主任，王姓家族第17世孙王昕（王大任之女），为乌苏王姓家族自王廷瑛以来兴起的10代传承“课读”家风的文化教育世家进入史册，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王姓家庭传承了几百年的“课耕课读”家风，从明代到民国年间，始终是在私有制体制下运行的。受私有制的束缚，“课耕课读”只是在少数富户中承传。对于广大没有土地（或少有土地）无钱上学的贫雇农及其子弟来说，根本谈不上什么耕读文化的传承。“课耕课读”是少数富人的专利。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共产党领导广大贫下中农从少数富户手中夺得了土地，社会出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局面。
这一时期，广大劳动人民在自己所有的土地上尽情劳作，过上了“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他们感激共产党，王姓族人与广大解放区人民一样，自觉与共产党同呼吸共命运，为推翻蒋家王朝与抗美援朝战争，不仅主动缴售公粮余粮，还出现了“父送子，妻送郎，上前线，打老蒋”的动人局面。
据册村王某家史资料载，该户5口人，于1946年从地主手中分得土地8亩，耕牛、羊头加上自己祖上传的薄地5亩，共13亩土地。仅1952年就上缴纳公粮900斤，当年为支援“抗美援朝”捐铁27斤（两口大锅）、铜3斤，又自动缴出余粮1450斤。原本按半年糠菜半年汤计算，家余口粮还可以吃到来年夏收。结果，次年遭受雹灾，小麦颗粒无收，只得到沁源借了5斗粮食，才勉强度到秋收。舍小家保大家，仅此一例可识全貌。
村民回忆：1947年“二月二”大参军时，仅册村就有47人上了前线（11人加入保卫毛主席先锋队，36人随“刘邓大军”下了云南）。册村王姓后人王益义带领的沁县民兵营随军南下，曾打到长江边，解放了河南的两个县，创造了我军民兵史上的奇迹。
乡间办起了学校，广大贫下中农子弟都可入学。“为人民服务”已成这一时代教书育人的理念。
王家“课耕课读”的传承，从未如此普及与深入人心。应该说20世纪四、五十年代是王姓家族“课耕课读”家风传承的高潮时期。
历史跨入改革开放的21世纪，社会步入二三产业“反哺”农业的工业化进程，农村土地划归集体所有，在土地上劳作的人们不但不再缴税纳粮，反而还享受着国家对耕地种植的经济补贴。国家普及初中文化教育，不少地方的高中大学生费用都由集体负担。人们可自由从业，随愿择业。王家“课耕课读”的时代也一去不复了。
而农耕时代形成的耕读传家、勤俭持家，以国为怀，舍身报国等美德良风，正在“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中得以传承与弘扬，以其“民族脊梁”特有的品格与魅力，荡涤着旧世界遗传的一切污泥浊水，支撑中华民族走向更加光辉灿烂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