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胜利闭幕的十九大为我们勾画了未来发展的美好前途。习总书记在19大后和其他六位常委同志集体参观了中共一大旧址。当我们看到相关的报道时，不禁让我想起了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岁月，无数先烈为民族的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事迹。山西是革命老区，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巨大的贡献，其中就包括我的家乡沁县。
也许沁县的抗战史不像周边县那样有大书特书的地方，武乡人可以为八路军纪念馆位于此而自豪；沁源人为自己彪炳青史的“沁源围困战”而欣慰；屯留人可以为曾经的抗大分校培养出许多杰出人才而自豪；唯独沁县在宣传中却拿不出特别经典的抗战大事来宣传，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缺失的美。
的确因为沁县算长治地区的交通要道，阎锡山那会就修建的白晋铁路就路过沁县。在这种恶劣的对敌环境下，沁县也像周边的沁源县那样发动群众痛痛快快的和日寇干一场确实是太难了。正因为这种交通环境的限制，似乎限制了沁县的抗战杀敌记录，但是却在另一方面体现出沁县人的聪明智慧为抗战胜利作出的贡献。
因为沁县的交通便利，最初八路军总部曾在沁县。1938年3月24日，在沁县段柳乡小东岭村召开了著名的东路军高级将领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八路军和决死队旅级以上干部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王新亭、徐海东、薄一波、朱瑞、李达等，还有国民党驻晋东南地区各部队将领30余人。会议在小东岭村的大庙里召开，开始由彭德怀主持，朱总指挥首先作了重要讲话。会议集中讨论部署了伏击日军“九路围攻”晋东南的作战计划，与会将领一致表示，要在朱彭的指挥下，坚决“扫灭倭寇，还我河山”，小东岭高级将领会议，是中国抗战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军事会议，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杰作，也是沁县人民革命斗争光辉的一页。现在当地的村民还保存了朱德、彭德怀等老一辈用过的碗，时光飞逝但是这些文物却无声的讲述着老一辈革命家在沁县的峥嵘岁月。
有人说那会的打仗需要勇敢而搞地下工作除了需要勇敢还需要智慧。1940年以后，日军对我根据地的扫荡规模因此对敌斗争越来越艰苦，越来越残酷。沁县离白晋铁路附近的村庄我们的牺牲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沁县的党员干部认为在敌占区周围，敌强我弱，一味采取“反维持”政策，徒遭牺牲，是坚持不久的。与其让汉奸组织维持会搞我们，不如由我们组织，欺骗和应付敌人。这样敌情我们清楚，自己的力量可以保存，不至于遭受无谓的牺牲。但是，共产党员出来搞维持会，就等于戴上“汉奸”的帽子。直到1942年冬，刘少奇同志赴延安路过太岳区时明确指出：“这种两面政策，实际上就是使用合法形式在向敌人进行斗争。合法斗争即两面政策，两个术语是相同的”。充分肯定两面政权这个策略是正确的，并把这种策略上升到理论高度。
沁县两面政权，通俗上将就是“白皮红心”。表面上是敌人的维持会，实际上还是我们的抗日政权。采取这个政策使我们处于主动地位。一些村庄形式上是被敌人占领了，但我们的政令通行无阻，干部、部队仍能在这些地区活动。我们的干部来去自由，实际上是我们通过维持会封锁了敌人。“两面政权”掩护从太行地区过封锁线的领导干部、部队，即使夜间住在敌人据点的附近，也从未发生意外。
“两面政权”这一对敌斗争的策略，是沁县人民在对敌斗争中，从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出来的，经过党的总结，上升到理论高度。实行这一策略，不但收到很好的保卫根据地、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效果，其他根据地实行这一策略，也同样收到好的效果。沁县的“两面政权”和沁源的对敌人的“大围困”，异曲同工，都是对敌斗争的伟大创造。
站在新时期，沁县发展的征程回望历史我们更加满怀信心，把我们这片红色沃土建设好，告慰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