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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摇篮里的“最初中国”
乔忠延

接上期)安居乐业的众生在村巷歌咏,这古老的歌曲被称作《康衢谣》。为什么吃饱饭不再是难事,不再需要费心竭虑?因为有了帝尧的法则。帝尧的法则就是历法与节气,掌握了天道的他,增加了地上的收成,取得了人民的信赖。这便是诚信之源,我不清楚当年许慎编著《说文解字》是不是仰望圣贤,看到了帝尧揭示苍穹奥秘的大举,只知道他对诚信的解释是“诚,信也”“信,诚也”。诚信,虽然后来泛化为讲信修睦、童叟无欺的人格标准,但是本源却是因为正确认识了天道,而得到众生的信任和敬仰。

以此推及,崇正义的初心也维系在帝尧的行为举止中。正,正道、正确、正当、公正,合乎天道伦理。义,《中庸》释为:“义者宜也”,适宜、合理、正当方为宜。义随正而为,正行义随,甚至当正受到阻碍、损害时,仍在继续坚守,不惜舍弃自我利益和生命。帝尧和他组成的团队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不辞辛劳,如《尚书·尧典》所载,奔波在南方的交趾、北国的幽都、东面的汤谷、西面的昧谷,遇到再大的风险都义无反顾。这正是后世子孙崇尚并光大的正义。荀子说“义者循理”,也是遵行这国家初创时期形成的天道伦理。

如果打开《尚书》的开篇之作《尧典》仔细品味,尚和合的温馨气韵就会扑面而来。帝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克明俊德”是和谐自己的内心,“以亲九族”是和谐家庭与亲族,“平章百姓”是和谐身边的要员,“协和万邦”是和谐各个邦国,达到天下一统。“黎民于变时雍”,是所有平民都变得融洽美好,这不仅形成了和合的最佳氛围,而且跨入了“求大同” 的最高境界。实现这大同境界,并非武力征讨,没有流血漂杵,而是《尧典》所记载的“敬授民时”。帝尧钦定历法,初识节气,没有轻举妄动,先在自己的唐部族试用,灵光了,丰收了。丰收带来了丰衣足食的喜悦,也带来了粮食被偷的忧虑。化解这忧虑是在住地周边添加了围墙,何曾想到这围墙就是国家初生的标志。最初的国字为“或”,“口”就是围墙,“戈”就是拿着武器守卫家园。后来,才演进出繁体字。自己所在的唐部族按照节气指导农耕五谷丰登,形成唐国,仁爱的帝尧才推广到各部族施行。各部族按照节气适时播种,同样灵光,同样丰收,万众归心,万邦归顺,一统天下缘此而水到渠成。这一统天下是所有部族都进步了,都演进为了国家,一时间在帝尧所在的唐国周边,出现了万国林立的格局。唐国成为万国拥戴的“国中之国”,“国中之国”简称为“中国”,“最初中国”就这样跃现于神州大地。虽然,这个“中国”还只是地理格局的称谓,却为当今中国预设了最好的名字。

黄河摇篮,“最初中国”,赐予中华儿女的不仅是五千年文明的荣光,还有流淌在血脉中的道德和智慧基因。敲击至此,忽然想到曾经看过的一本书《天道与人文》,作者是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他在书中指出:“四季之递嬗,中国知之极早,二至、二分,已见于《尚书·尧典》,即今日之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在遥远的上古时期,黄河摇篮形成了最早的国家,国家的形成是农耕文明跨越递进的成果,跨越递进的因由是农历节气指导耕种的结果。竺可桢先生一句“中国知之极早”,标志着那时我们领跑于人类,后来我们虽然下滑了,并行于人类,追随于人类,但是,我们携带着先祖不甘落后、奋力争先的基因。这基因正是当今实现民族复兴最需要的强大精神动能。

复兴,以古之规矩,开今之生面,兴当代生机,靠什么?唤醒基因,强化动能,是时代的需要。河汾大地、黄河摇篮就潜在着复兴最需要的活力。先前清浅的我,对帝尧和他那个团队创造的业绩不屑一顾。以为那充其量也不过是农耕文明的一次跨越,如今需要的是由工业文明向智能文明攀升。探究这早就被工业文明甩在身后的农耕文明,还能有什么价值和意义。何曾想切入其中,犹如掘进富有的金矿,不只有灿亮灵魂的核心动能,还有催人奋发的进取精神。制历法,定节气,授民时,前无古人,在先祖的漫漫求索中创新意识脱颖而出。创新意识不断激励着中华儿女,为平凡的日子注入崭新的光色,让重复的日月焕发出崭新的生趣,这才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尧都平阳的源头活水,润泽千年万载;

黄河摇篮的创新动能,滋养千秋万代。

“最初中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输送最需要的精神能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