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他叩问：“中国的读书人又有谁不熟悉这位伟大君王的种种高尚品德呢，可是，他究竟建造过一个雏形的城市没有？”
我求证了一下，李济先生错过陶寺遗址的因由应归结为时令不佳。他到达临汾是这年的2月25日，农历正月十三。距离惊蛰还有十天，如果他有耐心住在临汾，可能会早一点掀开黄土探到尧都。在临汾节气民谚的谱系里有句：“惊蛰不耕田，不过三五天。”这是民间多年口口相传的节气与地温同步变化的规律，更透彻些说，是惊蛰一过地门就打开了。地门就打开了，多么形象逼真的描摹呀！自然，惊蛰之前地冻如铁，铲不下去，刨不开来，哪能探到黄土覆盖着的历史。
李济先生那声热切叩问，如今可以完满回答了。帝尧在临汾确实“建造过一个雏形的城市”，而且这个“雏形的城市”就是雏形的国家。1978年，汾河东岸、崇山脚下的原野上，出现了一个忙碌在田间，却与耕种毫不搭界的群体。他们刨开了黄土，没有下种，还在层层掘深。掘深也与农民不同，农民使用的铣镢他们也用，更多的却是使用类似于瓜田侍弄秧苗的小铲子，还有种地根本不用的小刷子。刨着，铲着，刷着，一干就是40余年。这支由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和山西省以及临汾地区专家组成的考古队，先是揭开了多座墓葬，再是挖出了城墙遗址，继而又掘开了观象台遗址……欣喜，惊喜，一个连着一个。将这些喜讯像字符一样排列组合一体，形成的标识更是振奋人心。宫殿区、窖穴区、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区、墓葬区、祭祀区，以及祭祀区中的观象台，都环绕在城墙遗址之中，形成了280万余平方米的城市。都城，一座规模宏大、布局合理、功能齐全的都城出现了，国家呈现了，“中国”发轫了。
或许国家雏形的形成，帝尧以及当时的先民都会不以为然，他们只有生存条件改善的感觉。然而，后世子孙回望当初那却是一个划时代的开端。时光推移至2000年后，世界进入当代人喜欢称作轴心时期的历史阶段。此时，印度出现了释迦牟尼，他用佛性的觉悟与智慧，让生命离苦转乐；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他接受祖先传下来的宗教，肯定人类社会的法律，更强调思考、自我反省和真实对话，树立了后世哲学家和智者的典范；犹太人中出现了耶稣，他将旧约和新约的差别视为从律法变成慈爱、仁爱，强调神不需要礼物，仁爱胜过祭献。在这样一个全球圣贤纷呈的时刻，中国没有缺席，出现了老子、孔子、孟子等思想巨人。老子主张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孔子面对礼坏乐崩的春秋战国，将仁爱与礼仪作为救世良方。师法孔子的孟子，更是把仁者爱人置之前所未有的高度，强调民本思想，亮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而无论老子、孔子，还是孟子，他们思想源流都可以承接在尧、舜、禹那里。《中庸》写道：“仲尼祖述尧舜”，尧、舜、禹在催生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思维、言谈和举止，顺流而下，一代一代的后世子孙延续着他们的基因。
黄河摇篮初创“中国”的时期，也是历法、道德、法律、礼仪的初创期，文字同样处于初创期。那简单得极不完善的象形文字，根本无法准确记录和梳理概括那个时代的非凡作为。当往昔的基因血脉祖辈相传，如今以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凸显在我们面前时，醒目的标识是：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
讲仁爱，帝尧对民众的那种爱，是发自本心的大爱。《新书·修正语》中记载，帝尧曰：“吾存心于先古，加意于穷民，痛百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故一民或饥，曰：‘此我饥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帝尧心系万民，把众生的痛苦忧虑挂在心上。一个人饥寒，自责是他没有领导好；一个人犯罪，自责是他没有教化好呀！这是仁爱的体现，也是注重民本的体现。为此，帝尧才会开动脑筋，组织班子，派出羲氏、和氏观天测时，打开天日的运行法则，确定历法与节气，指导耕种与收获。颁布节气，适时播种，变有种无收、广种薄收为丰衣足食，让先民终于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好日子。
原来以为延续帝尧精神而提炼出的优秀文化核心价值，属于理性思考与逻辑概括，而初始的状态是混沌的，何曾想到这非理性的仁爱中包含着重民本、守诚信的因素呀！
重民本，这好理解，帝尧为什么要观天测时？就是为了提高稼穑水平，多收粟谷，改善先民生活。他想到了，也做到了。那与守诚信有何关系？诚信，首先在诚。孟子对诚的定位是：“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甚为先民饥饿而焦虑的帝尧，决心打开上天的法则，而且笃行不移，终至如愿以偿，掌握了历法，悟得了节气。先民适时播种，从此衣食无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