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州儿女
赵予征，民国11 年(1922)9月生,曾用名赵玉珍。沁县漳源镇漳河村人。中共党员，中共十二大代表。民国27年(1938)1月参加山西抗敌决死队。民国28年(1939)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粉碎日军九路围攻、太岳区反扫荡、沁源围困战、百团大战等战役、战斗。反扫荡战斗中负伤,记功一次。民国33年(1944)3月调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七分校学习。民国34年(1945)6月调任第四旅连指导员。参加了自卫战争、保卫延安、解放大西北等战役战斗。民国37年(1948)3月在进攻洛川战斗中受伤,立功受奖。民国38年(1949)8月参加兰州战役,11月入驻新疆,任宣教股长,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1950年参加剿匪斗争。1953年3月任师政治部主任。1954年8月集体转业为新疆军区农建六部,任政治部主任。1958年2月兼猛进农场场长。1959年农场上缴利润300万元，被评为模范干部。1960年后历任师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党委书记。 “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1972年平反。1973年调任农七师政治委员。1974年10月调任中共昌吉回族自治州州委书记兼革委会代主任。1980年4月调任中共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州委书记(下辖三个专区)。1981年8月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兼秘书长。1983年6月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书记,副政治委员(副军职)。1987年5月任兵团顾问组副组长。其间,写出《新疆屯垦》一书,受到自治区奖励。并参与了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丝绸之路》一书编写。1994年6月离休。
敬爱的六师老政委赵予征，6月22日在乌鲁木齐泰然仙逝，噩耗传来，我深感悲痛和惋惜。我给朋友说，要写篇有份量的怀念文章《六师人为什么应该感谢赵予征王寿臣》，但尚需时日，就先找来2010年2月在《准噶尔时报》上发过的旧稿《老政委寄来贺年卡》，以示怀念。
送张贺年卡，在当今社会的人际交往中，已经不算新鲜事了。但2009年元旦收到的这张贺卡，让我特别感动。
这是老政委赵予征从乌鲁木齐寄来的。在祝福的话语后面，亲笔写了“你对农六师的历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可贺。老兵赵予征”。
赵予征是农六师的开拓者，更是农六师前身部队新四旅、十七师的历史见证人，是我崇敬的领导人之一。一个在兵团的屯垦事业中立下汗马功劳、离休后又在新疆屯垦史研究中有着卓越建树的儒将学者，关注到、关心到一个默默无闻且已退休的史志工作者，怎能不让人心潮起伏、难以平静呢？
赵老参加革命时，我还没有出生；1943年他在抗日名将王近山率领下，向韩略村日军精锐的士官团“亮剑”的时候，我刚刚1岁；1949年，他作为十七师四十九团政治处主任在解放西安、兰州的战役中浴血奋战，我在四川西部一个偏僻的乡村读小学一年级；1961年，他任农六师党委书记、政委时，我到了他管辖的八一农场，当上了一名农工。后来，赵予征相继在昌吉州党委书记、伊犁州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常委、兵团党委书记的任上殚精积虑、造福一方的时候，我还在团场某个岗位上步履蹒跚、趔趄而行。赵老在兵团领导岗位上光荣离休后，我调到师机关的一个部门任职。和赵老接触，或者说，是和赵老创造的历史接触，是从我1996年从事史志工作开始的。
一次在整理历史图片时，已经发黄的一张老照片，让我眼前一亮。这是一张1960年代的照片。一个白雪皑皑的隆冬，一行人拉着爬犁往田间送肥料。我们认出了走在前面靠左的一位是赵予征，他当时是农六师政委。从穿着和拉爬犁的姿态上，看不出赵政委和旁边的农工有什么差别，队伍里甚至还有一个小学生。想象一下吧，正厅级的“一把手”，不是在作报告，不是在剪彩，而是同农工一起，在冰天雪地里拉爬犁，这是一幅多么温暖而又久违了的画面！从时下的观念看来，有点不可理喻。本来，共产党的干部大都从劳动者中产生的，干部参加劳动，这应该说是干部的本色。赵予征保持了这种本色。拉着爬犁那协调的架势，那坚定的步履，是不是他在1950年十七师拉爬犁运片石修建和平渠时，锻炼出来的呢？
赵予征和王寿臣分别担任农六师政委、师长时，也就才40岁左右。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可以说，他俩受命于危难之时。两位年富力强的党政“一把手”精诚团结，开拓奋进。到“文革”前夕，农六师粮食、油料大幅度增产，财务由亏损转为盈利，职工生活也随之改善。
说他们“精诚团结”，是有史为证的。“文革”在兵团掀起狂风巨浪时，主持兵团工作的某领导，给赵予征打招呼，说：“你是三八式的子弟兵，要揭发张仲瀚，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但就是在某领导主持的“八楼”会议上，赵予征站起来说，“兵团的十七年是执行毛主席屯垦戍边革命路线的”。
在是非颠倒的1967年，全国上上下下都在批党内走资派的时候，他在一个高级别的会议上亮出这样不合时宜的观点，结果可想而知。赵予征被靠边了。还是那位某领导，又找到王寿臣，知道王和赵在工作中曾经有过分歧，说，只要能站出来揭发赵予征，农六师党委的工作就由你来主持。但是王寿臣让那位领导失望了。他和赵予征一样，没有为了自己的“前途”对老战友、老上级落井下石。两位老战友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为“精诚”两字做了最好的诠释。
赵予征16岁参加革命，出生入死，至今身上还留着战争的创伤。他把一生中最好的时光贡献给了民族的解放事业和屯垦戍边的伟大事业。离休之后，在本该颐享天年的时候，为了我们屯垦戍边事业的长治久安，却又不辞辛劳，数易其稿，写出了洋洋30万言的《新疆屯垦》，1991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获得学术界和社会的广泛好评。之后，他又进一步深入研究，继续修定增删，内容扩充到43万字，于1996年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考察合作项目，以《丝绸之路屯垦研究》为书名重新出版。
赵老所著的这本书，以翔实的史料、精当的观点，深刻地揭示了古今新疆屯垦演变的规律，对新疆屯垦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史料辨析；从新疆屯垦史的角度研究了兵团屯垦戍边历史，对兵团人艰苦创业的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在后记中写道：“住在条件优越的城市谈论爱国主义，比较容易做到，但要真正献身于遥远的祖国边疆的建设事业，就不那么容易了。特别是要在人迹罕至的荒漠戈壁、条件恶劣的崇山峻岭中，艰苦奋斗几年、几十年，就更不容易了，而兵团的干部、战士们却这样做了。作为一名老军垦战士，将这段历史真实地记载下来，是我多年的夙愿，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其实，赵老关注新疆的屯垦历史，还有更高层次的考量。他在《王震将军的故事》一文中说：“一天，我参加师以上干部会议，讨论改革问题。一位同志突然提出：‘兵团这种体制，不适合改革开放的形势，我看应该撤销。’有几位同志立即附和：‘兵团没有存在的必要。’我听了非常震惊。会后，我深感问题的严重，我们这些参加艰苦创业的老军垦对兵团的战略地位尚有糊涂认识，那么军垦二代、三代可能问题就更大了。想起了老司令员（王震）要求‘写成书、写成历史，把党中央赋予的屯垦戍边使命一代一代传下去’的指示，我开始下决心研究新疆屯垦戍边历史，研究生产建设兵团艰苦创业——发展壮大——遭受挫折——再创辉煌的全过程，研究兵团人屯垦戍边的伟大功绩和无私奉献精神。我要写成书，告诉军垦战士们，特别是年轻的一代，要高举屯垦戍边的大旗，代代相传。”
敏锐的政治眼光、神圣的历史责任、自觉的忧患意识，促使赵老拿起笔来。应该说，与百万农垦职工共同创造历史的人，来研究兵团历史，更具有话语权；处于决策层的核心人物，为兵团历史著述立说，更显权威性。
正是因为赵老的这本书有极高的史料和学术价值，2008年初新疆人民出版社决定编辑出版《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第二版时，特把这本书作为保留的选题。为此，赵老又作了第三次重大的修订。在研究了大量的史料之后，增补了陕甘宁青的屯田历史，容量增加到50万字，使该书学术观点的创新性和理论研究的系统性更加突出。2009年底，当我收到赵老题赠的这本再版的、装帧典雅考究的《丝绸之路屯垦研究》时，真是喜出望外。
一个参与主持过兵团领导工作的封疆大吏，一个战争年代出生入死、身负两次枪伤的人民功臣，在离休之后的耄耋之年，竟然史海钩沉，写出了这样的鸿篇巨制；用他潜心研究的成果，使人生达到另一个巅峰。这种使命感与责任感，这种精神与毅力，足以使吾辈汗颜。他面对那一页页尘封多年的史料，不会感到双眼干涩、字迹难辨吗？在深夜的灯光下，一字一句地推敲斟酌时，不会觉得胳膊上的枪伤在隐隐作痛吗？
赵老离休后，一直关注着兵团史志事业的发展，担任着兵团史志编纂委员会的名誉主任，并不时有史论文章见诸报刊。2005年8月，《农六师简史》出版，他亲临五家渠参加首发式，并对该书作了精当的分析和充分的肯定。
2008年岁末，赵老把他保存多年的纪念品捐赠给农六师博物馆。有曾在战场上滴答滴答为冲锋陷阵计时报晓的老怀表，有从敌人手上缴获、被批准作为纪念品保存的一支勃朗宁手枪，有他整理的战争年代枪杆诗的手稿，有剿匪时期部队配发的豹皮手套，有参加全国党代会的出席证、代表证……这一件件文物，承载着珍贵而丰富的历史信息。他充满感情地给我们讲述这些物品的故事。从1938年抗日战争，一直到解放战场、屯垦戍边。像是一个亦师亦友的忘年至交，对晚辈的谆谆教导；又像是一位刚刚卸任的指挥员，对他的后任作政治交待。当政委代表农六师接过这些文物的时候，赵老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历史，将继续。
的确，关注历史，是从人文角度更深层次地关注未来。如果一个民族集体失忆了，这个民族还能发展吗？编史修志的价值和意义不仅是再现过去，还在于创造今天。从史实中汲取经验和智慧，指导现实的人生和世界，于个人，将使人活得更为理性而清醒；于国家，将使一个民族更为睿智而健全，这就是鉴古知今。我虽从事史志工作十多年，但也就把它作为一种工作，一个岗位。仅仅有了一点点成果，就得到赵老如此关注和重视，这应该是对我人生的最大鼓励和鞭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