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百年来，从表面看，王通故里是降州河津龙门（今万荣县通化镇通化村，亦曾属河津县）人，一般人也多认为通化村是王通故里。现在通化有王通直系后裔（人丁不旺），村中有王文中子祠，祠堂里有不少名人题词； 村边有王文中子墓，墓前立有明降州知州撰文的“重修王文中子墓碑记”；王通直系后裔家中藏有《中说》梨木古版64块，每块正反面刻字两排4页；村外还有“三王墓”；另外从村名看，“通化”即王通教化之所，也说明王通生前曾在该地设帐授徒。准确地说，通化是王通的工作地和落户地。这是摆在明面上的东西。从这个角度讲，说通化是王通故里，也很正常、合理。
二、“河汾”一带共有王通遣址三处。除通化外，第二处是河津稷山交界处很高很远的紫金山上，有可容纳百余人的王文中子讲学洞，洞口竖一明代降州知州立的碑；稷山旧志载有王通《西征歌》诗，录有吴碘写的游紫金山诗“登高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第三处是太平县（今襄汾县）有飞云洞，洞很偏僻，但县宾馆门口有王通及其八大国公的石刻雕像。三个县的旧志上都有唐名士皮日休写的碑记。那里的人也都说王通在此讲学，唐八大国公都是从这儿走出去的……。他们都在打王通这张牌。但河津和襄汾都没有说也不敢说他们那里是王通故里。其实说，河津、襄汾有王通遗迹、遣址就够了。
三、王通后人也一直在找“王通故里”。因为他们家的神轴上（老谱文革中被毁，后来依资料重做）有其父“隆，铜川令”的标注。一些专家学者，也提示他们一定要弄清“铜川到底是哪”这个问题。为了寻找铜川，王通嫡后（入嗣男）去陕西铜川打工两年，结果后来才知道1954年才叫的“铜川”，无果而返。这就是说，王通生在哪？18岁以前长在哪？这个地方应该说是真正的“王通故里”。王通故里其实一直是他们家族的悬案。
四、天下“铜川”有多处，但是真铜川是铜鞮（今沁县）。原因有六: 其一，陕西铜川才几十年，首先排除。其二，忻州铜川，隋县名，今是铜川村（小村），原长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武镇华（沁县人）曾委托忻州史志办调查，答复是“史籍、传说均无任何记载，王通与忻州、淳县没关系。”其三，大同铜川只是条沟，更非铜川（县）；其四，南方之铜川，亦与王通不沾边。其五，沁县古时长期叫铜鞮，而“铜鞮别称铜川”，也可以说铜川是铜鞮的代名词，就比如山西别称三晋一样。元明古碑多有“铜川”之称。其六，沁县有大量的王通文化遗存。清康熙版《山西直隶沁州志》和乾隆版《沁州志》中，多处有关于王通的史料，有皮日休写的《文中子碑记》，有明万历沁州知州俞汝为写的《重修文中子祠碑记》，有王通归去来兮《西征歌》，有吴碘几篇写王通的诗文；旧志把他列为“乡贤”（本地人），也有的划为“寓仙”，而这些史料又一定是根据明代以前的旧志承续下来的；故县镇东仁村北之铜鞮山上，有“文中子遗址”石刻字迹留存，有文中子祠遣址（石窑），有读书或讲学遣址（在祠之西北百余米处）；沁州治所（今沁县城）有重修后的文中子遗址（今决死队纪念馆馆与民俗馆北侧交界处）。这些当然不能说是空穴来风。王通与沁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五、王通自己也说他是沁县人。清版《沁州志》和王通的《中说》一书中，都有明确记载，“其先祁人也”，“吾家顷铜川六世矣……”。仅据此，足可认定两点，一是他的原籍为太原一带；二是他家在铜鞮世居六辈，大约百余年，自王通起移居河汾（黄河汾河交汇处之晋南一带），也就是说自长安进谏后愤而东归在晋南一带教书。可以说，沁县是王通的出生地、成长地、仰或短期讲学地，是王通故里无疑。
六、沁州（今沁县）曾出土王通墓志，元好问有诗为证。王通墓志出土，这在当时也是一轰动国内之大事，包括元好问在内的不少名人学士，专程来沁参观见识。元好问写的记事诗，足以证明沁县是王通故里，至少有王通的衣冠冢（墓）。试想，如果沁县与王通无关的话，怎么会出土王通墓志呢？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明。这也说明王通是从沁县走出去的，沁县确系王通真正的家乡。
七、当代最权威的专家学者，基本上已经推翻历史定论，改口定音: 沁县是王通故里。前几年，研究过王通的首都师大教授邓小军，在一权威刊物发表研究文章，其中有王通与沁县的内容，专门陈述沁县曾出土文中子碣铭（墓志），他还联合并委托山西社科院的两位学者来沁考察，马留堂、石波陪同。他们说，根据当年讲学处遣址痕迹，结合风水理论，现在基本上可以定论:沁县才是真正的王通故里。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沁县有人撰文说“王通故里在沁县”，在《山西日报》发表，马上遭到抨击，说这是“胡说八道”。还有人给沁县政协文史委来信，陈述不同意见，文辞很尖锐。三十年前万荣县“三王研究会”和省内一些研究王通的人，其实对沁县、铜鞮、铜川一无所知，不认可沁县。他们仅凭表面的东西，一致认为“通化乃王通故里”。结果研究了几十年，他们都转变了观点，庐山真面目终于揭开: 沁县才是真正的王通故里，铁定无疑。
综上所述，隋末大儒王通声名显赫，桃李遍布，他培养的重量级学生众多，唐初八大国公是他分别在多地教授的学生。可以想见，在他故去后，薛收等得意门生，凭借他们集体的力量，将尊师命名为“文中子”；筹划为恩师整理出版《中说》等专著；组织发动在王通的出生地、生长地、读书地、讲学地、埋葬地，都搞点纪念设施，完成积德报恩之愿，这是情理之中的事。现在有关王通文化遗存，皆应是唐初创建并传承下来的，是真实可信的。一句话: 王通故里是沁县，这是基本事实。
应沁县政协张建伟副主席之嘱给他写的文稿“提点意见”。故，仅凭本人记忆，写了一点有关王通故里的史料，以作补充。因本人多年来，对王通理论及其身世有过思考，2007年又与武镇华、卫明章三人同去晋南考察王通，搜集了些资料，应该说有一定的发言权。只是资料、信息和观点，不一定全对。仅供张主席写专文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