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像，语出曹植《宝刀赋》：
“规圆景以定环，摅神思而造象。”
达摩祖师《破相论》则云“造像”：
“是故求解脱者，以身为炉，以法为火，以智慧为巧匠，以三聚净戒、六波罗蜜以为模样，镕炼身中真如佛性……”
石、泥、木、铜、铁，皆可造像，而提到山西古代造像，则有云：“皇家石刻看云岗，民间石刻在沁州。”沁州，即今晋东南之长治沁县，古称铜鞮[tóng dī]，盖因春秋时晋平公曾筑铜鞮宫于此。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建制县之一。
沁州如何会出现大批佛家造像？
那些民间的求解脱者，是如何“摅神思”并“以智慧为巧匠”，将灵性和虔诚注入了无知觉的顽石？那些集资造像的平民们，又是以怎样的心情，让平凡的生活因信仰而倏然一转，变得绚烂多姿？这种发自内心的信仰，为什么突然深埋地下，又因何机缘得见天光？
沁县城东北30公里处，烂柯山西，有南涅水村。这个略显拗口，但村名来源一目了然的村子，因位于涅河南岸而得名。涅河，浊漳北源较大的一级支流，发源于武乡县分水岭乡五里铺村，河水一路逶迤，由西流向东南。南涅水村已经是沁县的最北端，隔河相望，是长治的另一个县武乡。南涅水村面对的村子，叫北涅水村。一河隔两县，但由南北涅水村地名，两县历史上关系之紧密，可见一斑。
战国、秦汉和魏晋南北朝，尚无武乡的概念，今武乡西部和沁县北部，包括南涅水村和北涅水村在内，全属涅县。公元529年，涅县一度改称阳城县，到隋时的596年至605年，阳城县又改称甲水县，县城治所也发生了变化。移治到哪里了呢？正是今天的南涅水村。
也就是说，如今偏于沁县一边的南涅水村，当年并不是籍籍无名之辈。涅水之南，有人常居。涅水之南，安知有佛居焉？南涅水村西，有一座寺院叫洪教院，寺院后有一个村名称作“荒丘山”的地方。说是“山”，其实是一个离涅水河河床不远的很小的土丘。上世纪四十年代，村民在此取土时，意外挖出一些石条、瓦砾。石瓦缝间，还有很多蛇在游动。
洪教院是一座前身是北齐，金代命现名，明清屡有修缮的古寺。又是在寺庙后，又有那么多蛇，对神灵满怀敬畏的村民们都不敢轻举妄动了。
到1956年，取土的地方有坍塌，露出了不少雕造有繁缛花纹和造像的石刻，村民们意识到非同小可，其中一个叫张玉科的村民，就向县文化馆反映，县文化馆立即向山西省文管会报告。
1957年秋，省文管会派人开始正式发掘。由此，沁县南涅水石刻惊艳面世。它与河北曲阳石刻、山东青州龙兴寺石刻、成都石刻，并称为20世纪考古界四大石刻发现，轰动一时。发掘的场景，在考古报告和当事人回忆中，是这样还原的：窖藏的范围东西长8米、南北长5米、深8米。呈穴式的土坑内，掩盖层基本是碎石、残体和泥土中混杂的彩色的碎泥片，中层是密集排列摆放的大大小小的单体像一类的石刻，最下面是一层一层成排成行的造像石。石刻在窖穴中摆放得比较整齐，很有规则。
当然，石刻夹缝中还有很多蛇。考古人员搬动这些石刻时，一开始是在窖穴西面打开一个口子，不是很好搬运，于是又从窖穴顶部开口搬。但这不是通常的搬出来就了事，而是每一个步骤都要记录的考古。就这样，一点一点，全部发掘搬运，居然花了整整3个月时间。
考古发掘中，一共先后出土各类大小石刻2139件，其中比较完整的有800余件，类别有造像塔、单体造像、铭文碑碣等。其中，有文字题记的60多件，有雕造纪年的37件。50多块碑碣石刻，有纪年的有10余件。最重要的信息，毫无疑问是石刻上的纪年。仔细辨认，最早的纪年是北魏永平元年（508年），最晚的是北宋天圣九年（1031年），其间有北魏神龟、正光，东魏兴和，北齐天保、武平，唐咸通九年等年号。
就是说，这批被埋藏在地下的石刻，从1500年前的北魏开始雕造，叮叮当当不辍，一直延续到北宋，时间跨度达500余年。而埋藏在地下，又最少有980余年。
1963年，石刻被移到沁县文物馆保管。1984年春，开始筹建“南涅水石刻陈列馆”，五年后建成并陈列展出。这就是今天沁县城东南角二郎山上的南涅水石刻陈列馆。这批石刻，积累了北魏、东魏、北齐、隋、唐、宋等六个朝代的民间石雕艺术珍品，历时近6个世纪。造像多以四面开龛造像的方型石块叠垒成塔形，国内罕见。每块石刻周围都雕有佛龛，每龛内除一佛像外，还分别衬有数目不等的菩萨、僧侣、力士。造像的衣着、形体、形态刻画得细腻、逼真、生动，内容集中表现了佛教人物、佛传故事、佛教经律及崇奉佛法的佛事活动等。造像或赤足站立于莲台之上，或结跏趺坐于莲台，或讲经说法，或静目沉思，体态端庄，神姿安详，各具个性，再现了佛国人物和故事交汇的宏大场面。
除了佛、菩萨等造像的服饰多样化外，佛龛装饰也繁缛富丽。典型的有建筑造型的柱枋阑额，飞檐翘脊；有寓意吉祥如意的金翅鸟、莲花、牡丹，象征佛法无边的飞天、流云；还有威武雄壮的狮兽，飞龙等图案，设计布局考究，刻制精细，意境高远。此外还有体现民间杂技艺术的浮雕百戏图和礼佛图，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
端坐在历史和现实之间，这些栩栩如生的造像，昭示着什么样的过去和未来？它有着怎样不凡的前世今生？南涅水石刻与云冈、敦煌、龙门石刻风格类似，但更以小巧玲珑著称于世。
它与同属山西的大同云冈石窟相比，其明显的特点，是虽不恢宏壮丽，却具精彩别致之美。这些雕凿于砂岩上的石刻，无论佛像、罗汉，还是供养人、飞天，都已从印度风、中亚风转向中国风，并进而从西域型渐变为中原型，画面上的建筑、陈设、服饰、装饰纹样等都明显地显示出东西文化艺术交流的特征，表现出生机勃勃，博采众长的包容性。
而更重要的，它比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的建造还要早60多年。更令我感兴趣的，还在它不是皇家敕封建造，而是发自民间的、自觉自愿的集资凿刻。这是民间创造的佛陀。这是普罗民众的精神世界。这是民间“原力”的积累和爆发。
有人说，时间跨度达500多年的南涅水石刻，犹如一部卷帙浩瀚的史书。在我看来，它更像一幅活力四射的古代民间生活风情画。仔细观察，这些造像，亲切随和得就像身边的家人或邻居：
看似随意的举手投足，浅浅的一颦一笑，甚至佛龛场景的设置，仿佛花草缠绕在低低的房屋间，房屋里住着的是活色生的人——在这里，不可侵犯的神性已被无形中消减，人性展露，并让人禁不住生发出对他们倾诉、亲近、攀谈的欲望。
有专家从艺术风格分析，认为南涅水石刻既有师承关系，又具有大胆的创新，反映了一个特定的艺术时期的变革成果，是中国雕塑史和艺术史上的一个特例。而我更愿意相信，这是民间信仰不受拘束发展的结果。这种民间信仰，在我看来，与流行在中国民众间的神祗、祖先的信仰，并无二致。它是万物有灵和“世俗生活”的共同映射。
从意识形态上讲，它是非官方的文化；从文化形态上讲，它重在实践并较多利用有地方色彩的元素形成传承；从社会力量上讲，它受社会中的多数，比如底层民众的支撑，并与民间的生活密不可分。
那么，也许会有人问：这是哪种形态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多么？翻检历史，你会发现，这样的时代往往是文化昌盛的时代；这样时代，也多，也不多。
南涅水石刻也许是个观察点：它从被民间自发雕造，它从被民众无奈埋藏，里面隐藏了太多的故事。
那么，佛陀为什么会选择了南涅水村？
抑或，为什么南涅水人选择了佛陀？
2007年，在距南涅水村约二里的牛寺乡山曲村西烂柯山“闪身崖”下，考古专家发现一处与南涅水石刻风格相同的摩崖石刻，同时发现一个巨大的采石场遗址。
专家对石料材质进行比对，初步认定这里是南涅水石刻的取材之地，是1500多年前十分活跃的民众造像的大型“车间”。专家同时提出一个论断：这批石刻同北魏政治核心南迁有着密切的联系。
公元494年十月，北魏孝文帝祭告太庙之后，下令迁都。后宫百官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到第二年九月才全部到达洛阳城。北魏迁都洛阳后，往返于平城大同和洛阳的官商行旅不断，涅河两岸，成为南来北往的一条通道。
于是，石刻造像之风，从平城吹向中原，一座座造像和石窟，在沿途次第诞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考古学家李零是武乡人，他在老家走访发现，涅河两岸分布有大量的寺庙群，与寺庙共存的，往往有北朝石窟和北朝石刻。如，良侯店石窟所在的福源院、千佛塔所在的洪济院、北齐造像碑所在的大云院、南涅水村石刻和洪教院……
这样的依存关系，可以侧面印证崇佛的北魏，是如何在洛阳和平城之间的南涅水两岸，意外发现烂柯山有合适的石材后，最终有工匠停留下来，和当地崇佛的民众一起，开始建造心中的佛国，梦中的天堂。
其后，斧凿的叮当声一直在响。到南北朝十六国时，涅县成为羯族“奴隶皇帝”石勒的故乡。据载，当上皇帝后，石勒崇佛，可以想见，在他一声令下之后，涅水之畔，参加雕造的人流更加稠密，佛号更加悠扬……过隋唐，到宋代，直至有一天，南涅水突然遭遇了变故。
现在已经无从知道当时的真实情况，是被政治力量逼迫？是遇到又一次灭佛？还是因战乱，当地民众和寺僧不得不离开南涅水，并且知道此生再不能返回家园？
不管什么原因，行动开始了。那也许是一个风雨如晦之夜——
在涅水持续不断的拍岸声中，寄托了当地民众500余年精神信仰的佛陀、菩萨、力士、飞天、罗汉、供养人，走入他们的归宿，走入他们近千年的深沉睡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