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烂柯山下涅水河畔一个名叫山曲的小村庄。幼年时期，正值上世纪六十年代。当时的中国农民，已经摆脱三座大山的压迫，在新中国诞生的礼炮声中，身价倍增，一跃而成为国家、社会及自己命运的主人。但建国初期的中华大地，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加上接连发生的自然灾害，使得世世代代靠天吃饭的家乡父老，生活陷入极度困境之中。他们蜷缩在远离县城的一条偏僻的穷山沟里，一年到头，严格遵守生产队的社员出工制度。在队长的吆喝（间或还夹杂有谩骂）声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牛拉肩扛人耕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他们把汗水洒在脚下干燥、灰黄的泥土上；目光牢牢地盯在会计手中厚厚的记工簿上，用最大的付出换取最低的回报。好多人家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我至今都常常会想起当时发生在邻居石大爷家的心酸往事。
记忆中，在我刚满七岁上小学的时候，住在我家西侧的邻居石大爷，就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身体不好，老是用手捂着胸口，吭吭哧哧地咳个不停。为此，队里的工分挣不下，所分的粮食也就更少了。加上孩子们多，常言道：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石大爷家的四个儿子，三个女儿，大的十五六岁，小的才二岁多，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如果营养跟上的话，应该像夏日田地里的蒿草一样，蹭蹭地往上蹿。可石大爷家每年所分的那点粮食，远远不能满足孩子们成长的需要。不得已，石大娘只好每天拿着个破木升，东家借米，西家借面。可那时大家都不宽裕，偶尔接济一两次还能办到，回数一多，邻居们自然也就都有些避而远之了。因而在我的印象中，石大爷一家经常面临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危机。每当做饭吃饭的时候，石大娘就像一颗霜打后的茄子，耷拉着头，一脸愁苦一脸无奈地坐在墙根下。弄得大家出来进去怪难为情的。每到这时，母亲总会把我们的饭菜匀给她些。而幼年的我们，则常常为此而不得不半饥半饱地上学。就因为这，我们没少埋怨过母亲。要知道，我家那时也是穷得够呛。孩子倒是不算多，只有四个，可父亲在外工作，只有母亲一个人参加生产队劳动。好在六十多岁的爷爷身体还算硬朗，也能隔三差五下地挣点工分，再加上在城市里上班的姑姑、大伯的帮衬，才勉强度过饥荒。
烙在记忆最深处的，是当年石大娘亲口对母亲讲过的一件事：
那是夏天的一个夜晚，石大爷过生日，大娘把攒了半年的一点白面拿出来，为孩子们做了一顿没有卤子的白皮面条。面一出锅，孩子们便迫不及待地端起碗去吃了。嘴馋的小儿子狗娃趁着大家都在外面吃饭，摸黑从桌子下掏出一个玻璃瓶，他想放点醋更好吃些。可不曾想摸到的是一只煤油瓶。狗娃吃了一口放了“醋”的面条，感觉不如原先的好吃，一股刺鼻的怪怪的味道在嘴里蔓延。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便出去找娘了。石大娘从狗娃手里接过碗，一尝，一阵扑鼻的煤油味呛得她差点没吐出来。她这才知道儿子往碗里误放煤油了。石大娘本想把饭倒掉，可想到半年多没吃过白面了，这碗面条来的多么不容易，倒了觉得可惜。便咬着牙，狠狠心，硬是把一碗浇了煤油的面条吞咽了下去。后来，这件事曾被当作笑谈在邻居间传开。可叹的是：大家在谈笑的时候，脸上流露出的却是夹杂着苦涩的僵硬的笑容。
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改革的春风吹遍了中华大地。我国开始实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土地到人，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村里人一下子感觉有了盼头。石大爷家按人口分得了三十多亩责任田。成为村里的产粮大户。从此，他家的日子一天天好转起来。几个孩子听从老父亲安排，浇水、施肥、除草，每天起早贪黑，在自家田地间辛勤劳作。土地是不亏人的，当年的收成就翻了一翻。后来，孩子们利用农闲时节和寒暑假时间，外出打点零工，做点小买卖。几年下来，竟有了积蓄。成为当时村里涌现出来的好多万元户之一。再后来，几个孩子相继成家并盖了新房。当年馋嘴的狗娃，赶上了恢复高考的大好机遇。又重返学校复读，二年后，考上了师范院校。成了县城某中学的一名化学老师。狗娃小我一岁，如今，也快退休了吧？
去年秋天，我回老家小住，曾几次到石大爷家串门闲聊。八十多岁的石大爷如今住在三年前新盖的小洋楼里。屋里敞亮舒适。彩电、冰箱、空调等新式家用电器一应俱全。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的设施设备和城里人没有多大区别。要不是亲眼所见，我真不敢相信：眼前的这户人家，竟会是当年穷得连锅都揭不开的户主。石大爷乐呵呵地为我倒水沏茶，显然没有了当年面黄肌瘦、咳痰喘气的病态。闲谈中，石大爷告诉我：三年前，省城大医院的专家，跟随县医疗队的同志送医下乡，亲自上门，免费为他诊断治疗。再加上这些年家里条件好了，俗话说：心情舒畅，营养跟上。就这样，折磨了他近半辈子的肺病，终于彻底治愈了。现在的石大爷，精神矍铄，满面红光。怎看都不像耄耋之人。他说，他闲暇的时候就是浇浇菜园，看看电视，到村里的老年活动中心下下棋。他还说，要跟着村委组织的老年人旅行团到各地去转转呢。
石大爷家的变迁，不正是千千万万中国农村家庭的缩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