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烂柯山下涅水河畔一个名叫山曲的小村庄。幼年时期,正值上世纪六十年代。当时的中国农民,已经摆脱三座大山的压迫,在新中国诞生的礼炮声中,身价倍增,一跃而成为国家、社会及自己命运的主人。但建国初期的中华大地,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加上接连发生的自然灾害,使得世世代代靠天吃饭的家乡父老,生活陷入极度困境之中。他们蜷缩在远离县城的一条偏僻的穷山沟里,一年到头,严格遵守生产队的社员出工制度。在队长的吆喝(间或还夹杂有谩骂)声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牛拉肩扛人耕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他们把汗水洒在脚下干燥、灰黄的泥土上;目光牢牢地盯在会计手中厚厚的记工簿上,用最大的付出换取最低的回报。好多人家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我至今都常常会想起当时发生在邻居石大爷家的心酸往事。
记忆中,在我刚满七岁上小学的时候,住在我家西侧的邻居石大爷,就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身体不好,老是用手捂着胸口,吭吭哧哧地咳个不停。为此,队里的工分挣不下,所分的粮食也就更少了。加上孩子们多,常言道: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石大爷家的四个儿子,三个女儿,大的十五六岁,小的才二岁多,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如果营养跟上的话,应该像夏日田地里的蒿草一样,蹭蹭地往上蹿。可石大爷家每年所分的那点粮食,远远不能满足孩子们成长的需要。不得已,石大娘只好每天拿着个破木升,东家借米,西家借面。可那时大家都不宽裕,偶尔接济一两次还能办到,回数一多,邻居们自然也就都有些避而远之了。因而在我的印象中,石大爷一家经常面临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危机。每当做饭吃饭的时候,石大娘就像一颗霜打后的茄子,耷拉着头,一脸愁苦一脸无奈地坐在墙根下。弄得大家出来进去怪难为情的。每到这时,母亲总会把我们的饭菜匀给她些。而幼年的我们,则常常为此而不得不半饥半饱地上学。就因为这,我们没少埋怨过母亲。要知道,我家那时也是穷得够呛。孩子倒是不算多,只有四个,可父亲在外工作,只有母亲一个人参加生产队劳动。好在六十多岁的爷爷身体还算硬朗,也能隔三差五下地挣点工分,再加上在城市里上班的姑姑、大伯的帮衬,才勉强度过饥荒。
烙在记忆最深处的,是当年石大娘亲口对母亲讲过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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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夏天的一个夜晚,石大爷过生日,大娘把攒了半年的一点白面拿出来,为孩子们做了一顿没有卤子的白皮面条。面一出锅,孩子们便迫不及待地端起碗去吃了。嘴馋的小儿子狗娃趁着大家都在外面吃饭,摸黑从桌子下掏出一个玻璃瓶,他想放点醋更好吃些。可不曾想摸到的是一只煤油瓶。狗娃吃了一口放了“醋”的面条,感觉不如原先的好吃,一股刺鼻的怪怪的味道在嘴里蔓延。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便出去找娘了。石大娘从狗娃手里接过碗,一尝,一阵扑鼻的煤油味呛得她差点没吐出来。她这才知道儿子往碗里误放煤油了。石大娘本想把饭倒掉,可想到半年多没吃过白面了,这碗面条来的多么不容易,倒了觉得可惜。便咬着牙,狠狠心,硬是把一碗浇了煤油的面条吞咽了下去。后来,这件事曾被当作笑谈在邻居间传开。可叹的是:大家在谈笑的时候,脸上流露出的却是夹杂着苦涩的僵硬的笑容。
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改革的春风吹遍了中华大地。我国开始实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土地到人,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村里人一下子感觉有了盼头。石大爷家按人口分得了三十多亩责任田。成为村里的产粮大户。从此,他家的日子一天天好转起来。几个孩子听从老父亲安排,浇水、施肥、除草,每天起早贪黑,在自家田地间辛勤劳作。土地是不亏人的,当年的收成就翻了一翻。后来,孩子们利用农闲时节和寒暑假时间,外出打点零工,做点小买卖。几年下来,竟有了积蓄。成为当时村里涌现出来的好多万元户之一。再后来,几个孩子相继成家并盖了新房。当年馋嘴的狗娃,赶上了恢复高考的大好机遇。又重返学校复读,二年后,考上了师范院校。成了县城某中学的一名化学老师。狗娃小我一岁,如今,也快退休了吧?
去年秋天,我回老家小住,曾几次到石大爷家串门闲聊。八十多岁的石大爷如今住在三年前新盖的小洋楼里。屋里敞亮舒适。彩电、冰箱、空调等新式家用电器一应俱全。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的设施设备和城里人没有多大区别。要不是亲眼所见,我真不敢相信:眼前的这户人家,竟会是当年穷得连锅都揭不开的户主。石大爷乐呵呵地为我倒水沏茶,显然没有了当年面黄肌瘦、咳痰喘气的病态。闲谈中,石大爷告诉我:三年前,省城大医院的专家,跟随县医疗队的同志送医下乡,亲自上门,免费为他诊断治疗。再加上这些年家里条件好了,俗话说:心情舒畅,营养跟上。就这样,折磨了他近半辈子的肺病,终于彻底治愈了。现在的石大爷,精神矍铄,满面红光。怎看都不像耄耋之人。他说,他闲暇的时候就是浇浇菜园,看看电视,到村里的老年活动中心下下棋。他还说,要跟着村委组织的老年人旅行团到各地去转转呢。
石大爷家的变迁,不正是千千万万中国农村家庭的缩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