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弟兄俩还是孩提的时候，父亲并没有感觉到多少生活的压力，似乎觉得一碗一筷便可养育一个孩子，常因别人说他养了两个儿子，或因自我感觉后继有人而心上喜滋滋的。但当我们即将进入20岁的时候，他的眉宇间骤然的紧了起来，心里盘算：人是长大了，而娶媳妇的房子呢？
爷爷给我们分家的时候，我父亲他们是弟兄三人，应按三份来分。但因爷爷还不算太老，为能掌握自己的生活支配，少受儿女的摆布，便提出住房按四份来分。这样，我父亲为老大，占了最东边的两间。过来的两间照顾了最小的三叔。过西的两间分给二叔。最西边上的一间，留给爷爷自己。但因三叔工作在外不在家住，暂让爷爷奶奶居住他的大屋子，爷爷也因他住上三个大屋子中间的一个，显示了老辈的尊严而高兴，西边的一单间便存放了杂物。这样，七间住房便各有其主，一户一屋。我们从出生到长大，从没有离开过这个屋子。
到1978年时，我已经二十岁了。父亲看着我们一天天长大，心里像被压了块石头似的。他心里清楚，没有房住的男孩是不容易找到对象的。
那时的生产队还是工分制。父亲是队里的全把式，正常出工一天不脱，再加上加班加点，难活重活加分，弥补天阴下雨的欠缺，满算也就是360个工分。好年景时也就是能分5角钱，年景差了就会跌到3角以下。我们的家盈余钱也是三、二十块，欠款时会达到八、九十元。4个人的口粮款，总在一百八、九十元，多半年景总是要欠生产队30元至60元的口粮钱。这样一个欠款户哪有钱来修房子呢？
1982年10月的一个中午，村委会召开的群众大会散会。这是一次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大会，工作队员在会上讲了联产计酬责任制的几种形式让群众选择，包括一杆子插到底的“大包干”在内。父亲背着双手往家走，边走边揣摩着工作队员在会上讲的那句话：“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余下都是自己的”——这是他听了一大上午讲话后在他肚子里记死了的一句话，也是工作队员对多种形式的联产计酬责任制最简洁最清楚的语言表述。念叨着念叨着，不觉就走进了自己的家门，随即给我娘估划着我家能分得多少地来。我父亲自己算，一个全劳力算十分，可分十亩地；我娘按年龄还算6分劳力，可分6亩地；我们因在外上学不给算。这样，我家便是16亩土地的家产。算着算着，他的高兴劲儿一直没有落下了，连声说，有办法了！有办法了！一年长一百，五年长五百；一年长五百，五年长二千五百；一年长一千，五年长五千……。一个中午，父亲掐算着，饭也顾不上吃，掐算出票子，掐算出了房子，还掐算出了两个儿子的媳妇……
好在父亲的掐算很快变成了现实。在分得了土地、牲畜、农具等大宗物件以后，自己又添置了些必要的劳动工具。1983年的春种便是全家上阵了。当年16亩地，在他的精细劳作之后，一改原来的荒芜，一根草也见不到；所有的地堰都刨的崭新崭新，让我娘点种上豆子；所有地块的边边角角都用镢刨过，庄稼种得彻边彻堰。秋收完毕，收获的粮食和各样菜蔬堆了一院，放都没有放处。父亲左看右看，自言自语的说，“生产队五年也分不上这一年的粮食”，“分开干，实在是分对了”！
丰收了，父亲并没有忘记工作队员在群众大会上说的那句话：“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余下都是自己的”。第二天，他主动和村委主任结算了自己应上交的那部分后，才回头整理自己院子里的收获。他把所有粮食瓜菜分了好坏，不好的自己留下吃，好的准备到集市卖。这个打点，同我的做法正好相反。我是拣好的往锅里煮，拣好的吃。然而父亲说，好货卖得好价钱，咱没钱，抓钱要紧。进入冬天，他天天备车到集市卖，到城里卖，每天是零钱整钱一小包。一个腊月下来，除了卖掉的，院里还有一大堆，家里炕上、院里菜窖也都是。他把卖的现钱，碰了整数，存了整整三千元。害怕零花破开，他存了一年定期。
这是自打他的父亲，我的爷爷养育他成家立业以来，破天荒诞生的第一支存折，这张存折在他的生命中是及其宝贵的一份家当，除了用于给两儿子盖新房以外，他是死也不会破开这张存折的。那年冬，他特别用了一个小本子，除了记上他的玉茭产量，谷子产量，菜蔬产量以外，他还特别记下了土地承包合同上的几个字，叫“第一轮承包”，另还特别记上了“1983年12月记”。对于他，1983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这一年，我父亲的家庭，爷爷的家庭，同时也是我的家庭经济上来了个大翻身。如果还是生产队的工分制，这个家，依然是欠款户，绝对不可能变成存款户。
1984年，他照例使出他熟练的农活本事，耕种他的十六亩地。比起1983年来，他多了一项筹划，他计划每亩要上到40担农家肥，40斤碳氨，配上10担青粪。因为他知道，生产队打不下粮食，就因为“人哄地皮”，才造成“地哄肚皮”。所以，完成了他的肥料计划，再加上精心的劳作，16亩地，全苗齐垅，一垵也不缺；一年过两锄，一根草也没有。秋收后，他依照老惯例，“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余下都是自己的”。差的吃，好的卖，年底又存了6000块。
1985年，父亲在爷爷叔叔们的支持下给我们盖了七间砖房。红砖墙，山东瓦，钢筋梁，8米入深，3米间架，每间24平方米。七间房，中间走了过亭，两边各3间，72平方米，我和弟弟一人一套。这是父亲近几年犯愁的一件要事。年龄不等人，有儿子没房娶不上媳妇，是他一个难解的心结。这一年，父亲经过一年的奋斗，解了他的心结，眉间的皱褶才逐渐的舒展开来。并且，通过这次盖房，他的思想又发生变化。他自然的认为，人家要想过得好，必须手里挣下钱，只要有了钱，其它事情都好办。
1987年，我娶过了媳妇。父亲看到二叔外出找到了工作，也准备另找地盘另盖房，便催促我外出闯市场，不要在家死呆。他说，地里的钱再多，也没有市场上的多；地里的粮食再值钱，也不抵一天挣上200元。这样，父亲领着我娘和媳妇种地，我和弟弟念完书都外出打工。挣了几年钱以后，我们又各自另找地盘盖起了三间二层独门小院。父亲看到了他的孙辈们也有了自己的住房，甚是高兴，不由得总要自斟自饮几杯，连连称道党的政策好！党的政策好！要还是生产队时的工分制，我的这伙孩儿该怎么过呢？
2006年，村里再次续签了延包合同，党中央30年不变的政策再次得到落实，父亲的脸上再次露出了微笑。因为他对土地有特殊的感情，全家的生命是全系在这土地上的。几十年的耕种，打粮，循环往复的劳作，成为他生命活动的主要部分。他深深感谢党的好政策给了他生命的活力，让他的家庭从欠款户变为存款户，让他压抑的心结渐渐的散开，干一年有一年的收获，年年有目标，年年有希望！
2017年，土地进行了确权，父亲的名字又一次打印在了县土管局的土地确权档案里。十六亩耕地经过卫星航拍，界限分明的标在地图上，填在表里。父亲再次感受到党的农村政策的稳定和党对农民的关心，连声说：还是我的！还是我的！种了40年，还是我的！——他高兴的前仰后合，合不拢嘴！
现在回过头来看，父亲经历了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外表的神情确实不像近八十岁的老人。生活的底气也越来越足，精神也越来越爽朗，家庭经济也越来越丰厚，生活的压力几乎近似于无，儿子们各个家庭尚有良好的生活质量，孙辈们受教育水平也越来越高，后代们越来越脱去了他们那一代人所特有的农民气息，这一切都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四十年，他的第一支存折，焕发了他的精神力量；第二支、第三支存折……成为他一年一度的奋斗目标和现实追求。当他破天荒有了自己的家庭存款后，他的腰杆更加有力地强硬起来，成为他越干越有劲的力量源泉！
2012年，我们弟兄二人都在城里购买了商品房，媳妇带着孩子都到城里居住。父亲也随着我们来城享受了居住商品房的清福：液晶电视、电池炉、地暖、沙发床、壁柜、阳台上的盆花……他越发感到他这个家庭发展状态是好的，他不时和村里的同辈人夸赞他和他儿子们四十年来盖了三处住了三处；城里有城里的，乡村有乡村的；要平房有平房，要高楼有高楼，在我爷爷养育他们的那个年代，哪有这样的光景啊！
父亲虽然老了，但他还是保持了与时俱进。他也在尽量改变着自己生活中的穷过度方式，多吃油炸的，少熬和子饭；多穿时兴的，少穿老旧的。但要说有些东西没用了叫他扔掉，他还是不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