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这个字眼对于从小失去父亲的我来说，是多么的高尚和亲切。每当听见别人叫他自己的父亲时，我内心既羡慕又难过，同时还有几分嫉妒。我多么想像同龄人一样高叫声父亲“你在哪里”？而我却发现父亲这个词早已离我而去，再叫一声父亲，成为我一生的奢望。
1944年8月18日，我出生于沁县口头村一户穷苦的农民家里。当时正逢国内战乱，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生活极度困难，真是民不聊生，苦不堪言。
共产党毛主席为了解放全中国，为了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带领全国人民八年抗战，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又向国民党反动派展开解放全中国的三年解放战争，沁县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947年在北寺上村开展自愿报名参军运动。
我父亲生在旧社会，从小勤劳节俭，聪明能干，亲身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国土，残杀我老百姓的苦难岁月。同时也饱受地主、富农压迫和剥削，早盼着老百姓翻身得解放的那一天。他联合王三书、王高胜、秦万贤等七名青年，响应党的号召，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于1947年2月2日在北寺上报名参加解放军，父亲被编入新八团二营四连一排三班当战士。队伍从沁县出发转战到沁源又一路打到介休县，在介休关良村战斗中，我父亲所在连队负责攻打敌人一座碉堡，碉堡内伸出一轻机枪猛烈扫射过来，挡住了部队前进。我父亲当时身背两只缴获敌人的步枪，他想再缴获这轻机炮，他奋不顾身扑向敌人碉堡，双手抓住机枪往外拽，敌人机枪子弹射进了父亲肚子里，肠子都打出来了，战友们把他抬下来送到部队临时设在沁源县不沙豆村的战地医院抢救。因当时医疗条件太差，而伤情严重，抢救无效，光荣牺牲。当时年仅23岁，他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国家追认他为革命烈士。父亲牺牲后，部队写信让村里去接遗体，当时正值春耕时节，村里没有及时去人，和父亲一起参军的秦万贤给村公所写了一封信，说明情况，并批评他们说：革命烈士为国牺牲，你们设身处地想一想，事情如果出在你们家，你们是先办丧事还是先忙春耕呢？这样他们才派人去接遗体。当时我母亲生下弟弟才几个月。村里派去的有王海潮等二人，去了沁源不沙豆村，在当地政府派人帮助下，在村外一破窑洞内找出装父亲的棺材，为便于运转，将遗体装入两条毛连布袋，用毛驴沿村转送驮回口头，停放在柳仙庙外，择日安葬在祖坟——石岩山。
父亲牺牲后，我奶奶和我妈哭得死去活来，家中生活极度困难，尽管村里优待烈属，但还是活不了。母亲只好带着弟弟改嫁给河泉村任贵堂。母亲走后，我和奶奶相依为命。靠村里代耕生活，直到1952年冬，奶奶连气带病去世。年仅八岁的我一个人无法生活，只好随母去了继父家。
1958年村里搞食堂化，我因户口在老家口头村，河泉村食堂不让我吃饭，待我将户口迁到河泉才能吃饭。从此我老家无人管理，家中农俱家俱大部丢失，真正成为家破人亡了。在河泉继父家，因继父是个羊工，家中八口人，短吃少穿，吃了上顿没下顿，土炕上半领破席子，三个破被子，身上衣不遮体，生活十分困难。我在学校读书也不能安心学习，经常因交不起学费受老师指责，同学们更因我是外来儿欺负我，说我是孤儿，经常受同学打骂，心里很苦恼，根本无法正常学习。到了中学后因家穷，交不起学费和灶费，事务长不让我吃饭，同学们也笑话我衣服破烂像叫化子。我经常一个人在校外哭，勉强毕业后，只能回家务农，离校时还欠学校15元5角钱，到现在也没还上。按说我是烈士子女，村里和学校本应该格外照顾，但因继父不乐意接受我，致使我在河泉的十几年，村里不承认我是烈士子弟，因而受了千般苦万般难。1967年我成家后，回到了老家口头村，开了关闭近十年的门；那时我一家三口住在土窑洞，生活困难，总觉得比别人少点什么。我从小到大无依无靠，缺少父母的爱，看着别人全家团圆，心里痛得只想掉泪。
改革开放后，我的孩子们也长大成人，家中生活有了好转，孩子们相继成家立业并盖起了二楼，我和老伴都步入晚年，生活的幸福美满。
习近平总书记关怀我们烈士子女，给我们办了生活补助，生活提高了，有病也能医疗报销。我常教育孩子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老一辈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我们一定要珍惜眼前的幸福生活，要感谢共产党，不忘先烈，好好做人，紧跟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为伟大的中国梦做贡献。
为了缅怀父亲，我于2017年清明节在石岩山祖坟为父亲立了块碑，让子孙后代永远怀念，永远记住石岩山老坟石碑下的父亲。
革命烈士王庆小——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