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县素有“冀南文薮”的美誉。
人说“沁县狗咬‘三字经’”，这是外乡人由衷的赞誉，也是沁县人朴实的自豪。
提到沁县，不管是沁县人还是上党人乃至三晋人，都会说：沁县是文化县，沁县耕读传家，沁县的文人多，沁县的文化底蕴深厚。
沁县的每一个人，都受沁县文化的浸润，时刻能够汲取沁县文化丰富的营养，感受沁县文化的博大精深，分享沁县文化给予自己的荣光。
沁县的文化，确有其历史的渊源，有其繁荣的土壤。发扬沁县文化，首先应该了解沁县的历史文化脉络，把握沁县文化的内涵，进而传承沁县文化，传播沁县文明，让沁县文化之光倍加耀眼。
本章原载2018年第三期《文史月刊》。
沁县之源——先商文化
沁县地处太行、太岳两山之间，县境内河流纵横，气候温润，土地肥沃，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了一个优越的自然环境。近年来，国家博物馆考古部研究员李嵘带领考古队，对沁县历史文化遗址开展文物调查，在南涅水、二神、道兴东寨上、圪芦河庙上等地，发现了大量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夏商周文化遗存，其年代跨度之大、文化序列之清晰、存在范围之密集，在中原地区非常罕见，这一发现进一步摸清浊漳河流域古文化遗存情况，探寻出沁县历史文化的脉络，为了解研究沁县文化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沁县学者王中庆先生经过深入研究，认为先商族起源于浊漳河西源，2010年3月在《山西日报》发表了《晋之南商之源》一文，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得到了许多专家的认可。先商文化研究结论得出，五帝时代的帝喾曾活动在漳河流域，属帝喾后裔的先商族兴起于漳河上游，先商族的祖先契曾是遏守漳水源头太岳山孔道要冲处的阏伯，因此而有地名阏与传世。帝尧时代，迁阏伯（契）于漳河中、下游，自此，商民族便在中原一带发展壮大起来。由帝舜时代起，阏与聚落的首领称阏父（“虞阏父为周陶正”），阏氏一族历夏、商、周三朝，代有政声，堪称华夏人文的名门望族。
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从先商文化到夏商周文化，在沁县境内环环相接，未曾中断。可以说，中华文明的历史有多漫长，沁县的历史文化就有多悠久；黄土高原的积淀有多深厚，沁县的历史文化就有多厚重。
沁县之根——铜鞮文化
时代有更替，往来成古今。
沁县的前身是沁州。沁州在金代天会六年至清朝末年的700多年中，州治就在今天的沁县城（这段时间以前的州治在沁源城），领沁源、武乡二县。宋太平兴国二年(977)，置威胜军。元光二年(1223)，升沁州为义胜节镇军。威胜军下辖的铜革是县，在《左传》中有记载，周敬王6年（公元前514年）开始设县，乐霄为铜革是大夫，是中国历史上建制最早的县份。而铜革是二字有史可考的是铜革是宫，比铜革是县名的出现还要早69年。铜革是宫建在沁县新店镇古城村南面的沙圪道周围，主要作用是接待使节和会盟诸侯。铜革是是春秋时期晋国的陪都，铜革是宫作为晋国当时建造的大型宫殿，作为晋国东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在晋国完成其霸业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春秋时期，铜革是由于区位重要，政治优越，军事争霸，人文荟萃，出现了一位影响晋国发展的重量级人物——羊舌赤。羊舌赤是春秋时晋国中军尉，字伯华，因其封地铜革是，食采铜革是，时称“铜革是伯华”。《史记˙仲尼弟子》载，孔子最崇拜的山西人就是铜革是伯华。伯华去世后，孔子叹曰:“铜革是伯华无死，天下有定矣。”孔子认为，假如铜革是伯华不死，天下就会安定。铜革是伯华何以有这样大的能量，何以能赢得孔子的崇拜？孔子这样评价他：其幼也，敏而好学；其壮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可见，孔子对铜革是伯华崇拜到什么程度。由此我们也可想而知，春秋时期铜革是的“领导人”铜革是伯华，对铜革是文化的影响有多大！应该说，沁县文化的渊源，最早就在铜革是伯华那里。
据史料记载，汉朝时期古铜革是已是“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了。东汉中期始有名叫“铜革是儒学”的官学，学宫建在古城村（唐朝迁至故县镇，遗址均不存）。隋朝发展到了“庠序盈门”的鼎盛时期，不仅私塾的数目增多，而且办学形式多样：有设帐授徒的“门馆”、有乡党村办的“团馆”、有专教族内子弟的 “东馆”、有官绅捐资办的 “义馆”、还有利用庙产或其他公产办的 “庙馆”。
隋朝科举考试兴起之时，千古大儒“龙门王通”在沁县的铜革是山筑室读书，布坛讲学，这在省州地方志均有记载，沁州建有文中子庙，沁州也曾出土薛收撰《文中子墓志》，金代的元好问两次来沁县看过此碑，可见文中子当年在铜革是的讲学，影响颇大，就连唐朝的开国元勋、当时雍州人李靖都被吸引了过来，流寓铜革是，以至沁州人为之立碑祭祀。汪灏赞王通“帐前子弟多公辅”，吴琠对王通更有“房魏勋名远，河汾教泽长”的称颂。原为修书之所后演变为生员读书官府讲学的书院，唐朝后期也在古铜革是出现，当时叫“铜革是书院”，后人称之为古铜革是书院。隋唐时期的铜革是县隶属沁州，宋代的铜革是县隶属威胜军。在宋代中国书院发展的高峰时期，沁县境内又兴办“铜川书院”。书院作为地域传统教育的重要形式，其最大特色是由民间办学者传办，具有鲜明的文化性和地方性，教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经世安邦之策，充分体现一方文化生生不息、刚毅诚信、博厚悠远、仁爱通和之精神。不同时代书院的兴起和发展，对于继承铜革是优良传统、传承传统经典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时至今日，沁县尚有“铜革是盛宴”“铜革是小米”等商号，县城规划详规中开发的新区，仍然叫作铜革是新区。
铜革是县历时1900余年，由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的发展，铜革是城历经沧桑，三度迁址，其城址先后位于厂亭、古城、故县镇，明洪武元年省入沁州，铜革是不复存在。
沁县之本——耕读文化
沁县有联曰：“耕读两途读可荣身耕可富，勤俭二事勤能创业俭能成”，这确是沁县人崇尚耕读文化的真实写照。古往今来，沁县一般日子稍微过得去的人家，往往是大人们每日勤勤恳恳地耕田，同时督促孩子们认认真真地读书。家庭的生计在田地里，而家庭的希望在书本里。沁县人普遍把“耕读度日”“耕读为乐”作为一种高尚的人格追求，对文化人和“书香门第”总是高看一眼，敬意油然而生。
沁县有耕读传家的美誉，古往今来“致力耕农，不事商贾”。沁县由于自然条件所限，自古就是贫苦之地。明代一知州留在沁县的诗句中曾有“千家长年陶室夜”的记载，说的是当时的沁县人因为贫穷，晚上都点不起油灯。因为经济链条单一收入低微，首先是缺少经营的资本，没法做生意；其次是受农耕文明的影响，打心底里轻视做生意，总认为无商不奸，经商就得“杀”人。因而沁县人在文明的演进中，地域特色尤为鲜明。
男耕女织是老一辈沁县人的本色。“男人不忘秋杀（翻）地，女人不忘夜纺花”是挂在沁县人口头的一句话，沁县人把翻地叫做杀地。过去的年代，秋天里如果有谁家不杀地，那是要遭人耻笑，被贴上懒的标签的。沁县人认为“人哄地皮，地哄肚皮”，一个正儿八经的庄稼人，是应该把庄稼服侍好的。施肥不能减少份量，搂锄不能减少次数，必须按照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方式精耕细种，否则就对不起庄稼，对不起自己的良心，这也是沁县农民的底线。
沁县土地贫瘠，产量轻薄，自古以来就是“吃不饱，饿不死”。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沁县人的选择就是“鲤鱼跃龙门”，坚信“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沁县人种地卖粮辛辛苦苦攒下钱，形成了固定的消费模式：一是供孩子念书，二是娶媳妇，三是盖房子，四是穿衣服，五是吃。沁县人把吃饭看的非常次要，但是把让孩子上学看的非常重要。这和沁县相邻的某县相比，正好颠倒了顺序，人家是把吃和穿放在第一位的。过去沁县人在家中的墙上贴的是年画和奖状，如今年画不贴了，但奖状还是要贴在家中醒目的位置，既是对孩子的一种激励，也是家长的一种炫耀。沁县人看病借钱不一定容易，但孩子上学借钱是非常容易的。因为孩子上学变卖家当的人家多得是。北乡漳源镇有一户人家，家中领养的一个儿子，学习非常勤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升入沁县中学五县班学习，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山西医科大学。虽然当时的学费并不高，但家中穷的就是拿不出来。父母起先变卖家中的物件，后来干脆连几间破房子也卖掉供孩子上学，直至孩子考入研究生参加工作后，才又把原来的老房子赎回来。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不少家庭的孩子，高考落第就选择复读，甚至三考四考，直至考中为止。农村中有不少家庭，所有的孩子悉数走进大学校门，相继考入硕士、博士。
沁县人的骨子里，遗传着好读书、勤读书的基因。仅清代一朝，沁县考中进士的就有17人，远远高出周边其他县份。明代新店杨尤奇及其子弟三人相继中进士，乡邻称“三进士之家”。州城张孝扌呈 家在明清两朝五人中进士，五人中举，州人谓之“一门五进士，两代五举人”“沁人举业之盛，无出张氏右者”。到了清朝中期，徐村吴王典家族五代六进士、四举人、八贡生，声誉竟然超过张氏家族。民国期间，沁县在并乡情自发筹资成立“沁县私立铜川中学”，面向全省招生。1958年，沁县中学考入北京大学四人，1960年考入清华大学四人，一举奠定了解放后教育强县的基础，沁县中学在1960年被省教育厅命名为山西省首批11所重点中学之一。1997年，沁县中学高考升学率达到54%，全长治市600分以上的7名考生中沁中占了4名，王文毅以627分夺得全市高考状元。2000年至2013年的14年中，全县有李君、田雷、张众、李擎和武录里5人夺得长治市中考状元。2017年全县高考二本以上达线560人，为历史之最。沁县在外就读学生，每年都有问鼎清华、北大的，着实为沁县人的骄傲。
今天，走在沁县的乡村，依然可以看到不少农家的大门上挂有“耕读”“耕读延风”“耕读门第”的匾额，人们把读书作为一种生活，把读书作为一种崇拜，把读书作为一种追求，并千方百计、世世代代不辍努力。可以说，耕读传家的本色，是流淌在沁县人的血液中，烙印在沁县人的骨子里的。这里面有着一种生计有靠的自得，有着一种品味清高的自傲，有着追求上进的自强。
沁县之魂——水性文化
沁县是浊漳河西源的源头，全县境内有较大河流六条，而且都是源头水，地下水，上游水，仅地处册村镇后泉村的皇后泉，每天的出水量就在一万吨，是黄土高原乃至华北地区的富水区。上世纪五十年代“大跃进”期间，县委提出“拦断漳河，水不出县”的号召，立志要把沁县的旱田变水田，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奋战三年，建成大小水库13座，形成了“葡萄式的水库群，蛛网式的灌溉渠，蜂窝式的透河井”壮观景象，至今这些水利工程仍在为沁县人造福，为外地人所称羡。
山有脊梁，地有灵气，水有性格，人有品格。
沁县的文化属于内陆文化，属于内陆文化中的娘子关文化，但与娘子关文化又有所不同，是娘子关文化中的水性文化。沁县人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水的特征，有好多相似之处。首先是勤劳。不管是长江黄河，还是涓涓溪流，总是奔腾不息，日夜流淌。沁县劳动人民的特点也是勤劳，日出而作，日没而息，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周而复始。其次是有耐力。水有滴水穿石之功，也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恒心。沁县人的性格里也有一股韧性，只要自己认准的事情，不论有多少艰难曲折也要争取成功。第三是灵活。水能适应外界变化，可方可圆，可动可静，可流可滴，圆如湖泊，方比城池，长似河流，且能上能下，能拐能弯。沁县人的性格能伸能曲，能文能武，走到外面的沁县人，都能很快适应各种复杂的环境，抓住机会发展自己，成龙变虎做大做强，只要跳出沁县的沁县人，都能成为成功的人。第四是包容。水可以滋润万物，也可以包容万物。沁县人善于学习，沁县文化也具有强大的包容性，能够积极接纳外界的新生事物，并在不断扬弃中改变自己。
道家学者钟情于水，常以水寓理，且有言“天下柔者莫过于水，而能攻坚者又莫胜于水。”水之大成，是集刚柔于一体。沁县人的性格中有水的特性，能处下不争，既不冒尖，怕“出头的椽子先烂”，“怕枪打出头鸟”；这是老子“不敢为天下先”的道家智慧。同时不甘落后，积极进取，“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孔孟“修齐治平”的儒家学问。沁县人能温婉接物，宽容待人；能审时度势，适时而为 ；能执着不渝，终成大器。上善若水，厚德载物。难怪外地人说“沁县人有沁县人的思维方式”。沁县人的这一种性格，也便是水的品性的集大成者。
沁县之光——石刻文化
一个伟大的时代，总是需要杰出的文化与之相匹配。北魏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北魏时期创造的文化也无疑是杰出的。
“五胡乱华”时期，逐水草而居的鲜卑族拓跋王圭在南迁中建立北魏，魏国为了取得中原政权的主导权，一是实行汉化的民族政策，另一个是从佛教中寻找执政资源，云冈石窟就是有力的证明。公元494年，孝文帝开始了鲜卑民族从平城到洛阳的第三次大迁徙。当时的大同已经相当繁华，迁都阻力之大可想而知。为了迁都，孝文帝启程前就杀掉自己反对迁都的心爱的儿子。迁都途中也是时走时歇，当北魏的达官贵人们从榆社、祁县、武乡的大山里走到沁县、武乡交界的涅河上游两岸时，发现这里土地开阔、水草丰美、粮食充裕，当地人尚处在两晋太平的世外桃源中，不禁认为已经到达目的地，久久不愿离开。其实，南涅水正好处在大同与洛阳的中点上，半途而废正好说的是这个节点上。也正是由于北魏王公贵族在南涅水附近的逗留、修整乃至往返，创造了南涅水灿烂的佛教文化。
1956年，南涅水村民在村边取土露出了石刻， 1957年秋省文管会开始发掘南涅水村的窖藏石刻。据发掘报告记载，当时窖穴坑掩盖层基本上是碎石、残体、泥土中混杂有彩色的碎泥片，中层是密集地排列摆放的大大小小的单体像一类的石刻，最下面是一层一层成排成行的造像石，完好无损者极少。这批石刻出土后即在当地保存，直到1962年，才将石刻搬运至县城保管。由于当时修建的文物馆地势低凹、潮湿，不利于石刻保存，1986年由国家投资在县城南二郎山修建了规模宏大的仿明清建筑“南涅水石刻馆”。1989年10月陈列展出对外开放。南涅水石刻馆，馆藏文物以南涅水石刻造像为主，除陈列沁县历代精美的石雕佛像、头像400余件。据碑文记载，这批石刻造像出自北魏永平元年（508）到北宋天圣九年（1031）间，保存了北魏、东魏、北齐、隋、唐、宋大量的民间石刻艺术作品，国内颇为罕见。石刻题材以丰富多彩的佛教活动为主，融中国民间习俗与西域佛教为一体，分为文字造像碑、个体造像、雕刻石像和塔形造像四大类，雕像近万尊。部分塔形造像由389城（节）刻像石叠驿成塔形，共53幢。有个体造馆1161尊（件），大的高2.45米，小的高尺许，千姿百态，是中国石雕艺术的珍品。还有文字造像碑50余通。除20通造像碑外，余皆为文字碑。南涅水石刻造像根据碑刻，许愿文铭记载最早的为北魏永平三年（510年），最晚的为北宋天圣九年（1031年），历时520年，经历了6个朝代，分别保存有北魏、东魏、北齐、隋、唐、北宋时期的精美作品。这批石刻分造像塔、单体造像、造像碑等，其中造像塔约400余件。这种形制石刻目前在我国数量最多，1999年已被中央电视台拍摄成纪录片“中华之最”。
南涅水是北魏都城洛阳到陪都平城（大同）的必经之路，由于地势平坦，周边仅有的一些石头也都是黄砂石，不具备开凿大型石窟的条件，因而只能开凿小型的可移动的石刻。但不论石窟还是石刻，其开凿初心是一致的。南涅水石刻残存的造像碑上的文字虽已残缺，但也不难看出祈愿众生如意、五谷熟成、万民安乐之意，宗教也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南涅水石刻数量庞大，内容广泛，是古代劳动人民辛勤劳动和智慧的结晶，佛教雕刻艺术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组成部分，它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具有极高的保护、研究价值。这批珍贵的雕刻是古代劳动人民辛勤劳动和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组成部分，它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具有极高的保护和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