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贤简介：
王守贤， (1911-1991)，又名王亚南、山西王。山西省沁县人。1930年就读于北平铁路大学，1931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北宁(北平至沈阳)铁路北平站开展工人运动。1932年7月，被派到东北，到哈尔滨后被中共满洲省委分配在哈尔滨总工会任宣传部长。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后任市总工会党团书记。1933年7月任满洲总工会巡视员。其间，曾组织鹤岗煤矿工人来哈进行索欠工资的斗争，还曾组织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1934年曾领导了修筑海克(海伦至克山)铁路工人向包修路基的日本人大仓索要工资的斗争，发动工人两次包围了“大仓组"。最后取得了胜利。1934年1月被捕，被判5年徒刑，1938年11月出狱。1939年回山西省沁县参加抗日斗争。任沁县路东办事处主任。1942年转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1946年任太行革命学校主任，1949年任山西省行政干部学校教研室主任。1958年任山西省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教育长、副校长。1982年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党委书记，1984年离休，1991年病逝。
说起从屯留走出的东北抗日民族英雄魏拯民，人们有所听闻；但当年与魏拯民一道赴东北抗日救亡的还有一位我们长治地区的人，或许大多人却鲜为人知，他就是沁县的王守贤。
王守贤（1911——1991年），又名王亚南、山西王。山西省沁县人，1928年秋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校旧制二年第三班，1930年考入北平铁道大学，后加入社联。1931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北宁（北平至沈阳）铁路北平站秘密从事工人运动。1932年4月被派往东北，同年在哈尔滨转为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哈尔滨总工会党团宣传部长、哈尔滨总工会党团书记、满洲省总工会巡视员等。
在201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5年10月9日发表了一篇标题为《党对东北义勇军的支持和领导》的文章，文章中提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三省的大好河山惨遭日军蹂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1932年2月，共青团北平市委派冯基平、李兆麟、杨寿天到辽阳县开展抗日武装斗争。不久，中共河北省委和共青团北平市委又陆续派出夏尚志、孙志远、王守贤、丁济阳、林郁青、关有维、张一吼等党团员到辽阳……”
另据在《黑龙江工运史料》上王守贤撰写的《关于满洲工人运动的回忆》的文章中回忆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河北省委曾多次组织派遣青年学生（包括学生中的党、团员）赴东北参加抗日义勇军。我是1932年7月被派去的，一行9人，除了一人是农民干部外，其余都是学生，由河北省委军委夏尚志同志带队。九人中有东北籍的三人：夏尚志，吉林省大赉县人，北平中法大学学生。张甲洲，黑龙江巴彦县人，党员。丁兆阳，黑龙江安达县人，革命青年。河北籍三人姓名忘记了，都是团员，保定人，回族，北平河北师范学校的学生，因参加罢课被开除。山东一人，姓张（不知道名字，称其为“山东张”），农民出身，年龄最大，是做过多年农村工作的党员干部。山西二人，就是我和关有维同志。”
王守贤文章中提到的关有维，也就是后来在东北赫赫有名的抗日联军第一军政委、南满省委书记魏拯民。魏拯民这个名字是关有维到哈尔滨才改的化名。王守贤与关有维（魏拯民）是1930年春天在北京参加社会科学家左翼联盟的会议时相识的。社会科学家左翼联盟，简称社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社会团体。在参加社联的一次活动中，王守贤与关有维恰好坐在一起。双方一听口音，竟然都是山西长治地区的老乡。原来他俩不仅是大同乡，而且是同校的校友。王守贤是1928年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比关有维晚两届。王守贤在学校也听说过屯留关有维（魏拯民）的名字，只是没见过面，没想到在北平两人相识在一起。关有维（魏拯民）当时在北平正与屯留籍在北平读书的中共党员宋冠英合编《锄耕》期刊，因宋冠英患病身体不太好，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关有维就有心让王守贤加盟《锄耕》的事宜。但这需要征得宋冠英与在屯留的同学吴之岗同意，宋冠英让征求一下吴之岗的意见。吴之岗回信建议说：“《锄耕》是屯留县刊，报道的全是屯留的事情，守贤先生虽是自己人，但不宜加入《锄耕》，因为外人的介入，容易授人以柄，引来误会或麻烦。”后来此事也即作罢。虽然王守贤与关有维已结识成为朋友，但是根据组织保密原则，彼此还不知道都被批准去东北。两人到了集合地点才一下明白，谁都没有想到。1932年4月24日，由夏尚志带队，关有维、王守贤等人从北平乘火车到天津。因为当时日军逐渐开始逼进关内，山海关危在旦夕，去东北的铁路交通中断。他们一行只得从塘沽坐轮船，横渡渤海在营口登陆改乘火车到沈阳。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一行化装成互不相识的普通商人。因为魏拯民与王守贤都是山西口音，两人扮成合伙做生意的，一路上还可以互相交谈，同行同住。在沈阳，按照河北省委交代的接头地点和暗号，他们找到了中共奉天市委，夏尚志、与河北师范学校的三个同学留在沈阳。河北师范学院的三名学生之后分配到辽阳的义勇军，据说后来在与日军作战中先后全都为国捐躯。
社会各界抗议日冠侵占我国东北的游行队伍
关有维（魏拯民）和王守贤、张甲洲、山东张、丁兆阳其五人继续北上到哈尔滨。他们到达哈尔滨后，按照奉天市委交代的接头地点和暗号，到道外的轮渡码头和满洲省委接头。但在那里一连等了三天没有接上头。张甲洲焦急万分，不愿再等下去，他便向大家告辞，回自己的家乡黑龙江省巴彦县去组织抗日武装了。接着，丁兆阳提出他要回家看看，他家住安达县离哈尔滨很近，坐火车只需两三个小时，并说回家看一下，就会回来。可丁兆阳一去后再无音信。剩下魏拯民、王守贤、山东张三人继续等满洲省委来人联系。又过了两天，仍然不见有人来联系接头。他们三人又是焦急，又是疑惑。是省委方面出了问题，还是接头地点、暗号出了差错呢？他们三人中山东张年纪比较大，又有多年的地下党工作经验。山东张提出说，根据眼下的情况，他们应该立即离开哈尔滨，免得发生意外。建议他们三人一块去巴彦县找张甲洲，然后再设法寻找满洲省委。三人买上了船票，准备登船时。传来消息，在下江抗日义勇军与日军发生激战，轮船停航了，不知轮船何时开运，只能再等。就在他们这么一耽搁，正一筹莫展时，反而坏事变成好事了。满洲省委联络人这时赶来码头船站，通过接头暗语联系上了。
满洲省委联络来人是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原来是奉天市委的人把接头地点搞错了。冯仲云按照奉天市委通知的地点，找了两天不见他们的踪影，焦急无奈，只好派人去奉天市委再联系才得知确切地点。冯仲云（建国后曾先后任松江省人民政府主席、水利电力部副部长等），江苏省武进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当时的掩护职业身份是哈尔滨商船专科学校的教授。
关有维（魏拯民）到哈尔滨后，由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何成湘与他谈的话。也就是这时，根据地下党组织的工作需要，关有维将原来的名字改为魏拯民，表明自己抗日救国拯救民族危难的决心。党组织上分配魏拯民任哈尔滨市东区（道外）区委书记。当时哈尔滨市委书记为张贯一。张贯一也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的杨靖宇。不过这时他还没有改名为杨靖宇。魏拯民1932年11月任中共哈尔滨市临委组织部长。此时中共满洲省委机关已搬到哈尔滨。1934年4月，魏拯民任哈尔滨市委书记。
王守贤到哈尔滨后，由满洲省委常委、满洲总工会筹委会负责人金伯阳同他谈话，把他分配到哈尔滨总工会工作，负责宣传工作。据王守贤回忆，他初到哈尔滨总工会时，总工会只有三个人，也即金伯阳和他，另外一名姓范的。姓范的原是道外十八道街毛毯厂的工人，文化程度不高，名字记不清了，后来不干了。金伯阳原名金永绪，化名北杨。辽宁省旅顺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为中共满洲省委常委，主要从事工人运动。王守贤由金伯阳介绍给时任哈尔滨市委书记的张贯一（杨靖宇）认识。同年王守贤在张贯一（杨靖宇）介绍下正式转为中共党员。1932年8月，黄维新（老曹）接替金伯阳为满洲省委委员、省总工会负责人。黄维新，化名老曹、其青，湖南省株洲市人，曾担任全国铁路总工会负责人之一，参与领导过1923年的“二七”大罢工，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赴苏联学习，1932年回国后由全总派来东北工作。当时与黄维新一同派往东北工作的还有李一超。李一超，原名李坤泰，四川省宜宾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共党员。同年10月被党组织保送进武汉军事分校学习，1927年赴苏联东方大学学习。1932年春回国。李一超也就是后来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当时，李一超（赵一曼）与黄维新（老曹）组织成家庭作掩护。老曹与李一超先是一同到了沈阳，李一超留在沈阳特委做工会工作，老曹到哈尔滨找满洲省委联系。
王守贤曾在回忆录中记道：“我去哈尔滨时，省委书记罗登贤同志已决定调回上海，我未见过。代替他工作的我们叫‘老魏’（魏包一），解放后叫李实，在湖北省担任教育厅长。1933年9月，中央把老魏同志调走，任命从苏联回来的李耀奎同志担任书记，同年十月（李）被捕，再末听谁来担任书记。在省委委员中分管工会工作的先是北杨，后是老曹。省委对工会工作很重视，老魏让我作为哈尔滨总工会负责人，参加过两次省委会议。李耀奎同志参加过我们工会的会议，在干部上尽力给工会调配。”当时哈尔滨工会很多，多为近代产业工人。铁路、电业、烟草、印刷、油坊、机械、纺织等行业的工会占绝大多数，皮鞋工人、码头工人都较集中。这里工人早有过工会组织，而且有反对沙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传统，阶级觉悟高。大多工人对俄国革命，对十月革命后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以及那里工人的生活和地位，都较有相当的了解。日本侵占东北后，工人们的反抗情绪很大。老曹接替金伯阳工作后，进一步充实了哈尔滨总工会组织，成立了满洲总工会筹备处，并和各主要地区的工会建立起联系。
晚年王守贤
据王守贤回忆录记载，他是在1932年10月担任哈尔滨总工会党团书记。李一超（赵一曼）是1933年1月从沈阳调来，任哈尔滨总工会组织部长，工会宣传部长是戴平万。戴平万1924年入党，是个作家，曾在上海从事文学创作及左翼文艺运动，1930年曾担任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的秘书。 实际上，当时哈尔滨总工会与满洲省总工会是一套人马，两个机构。如赵一曼与戴平万同时也兼任为满洲省总工会的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王守贤还兼任满洲省总工会筹委会领导组成员。另外还有一位从苏联回来的王亚堂，王亚堂也是个老党员，主要做中东铁路工人工作，后来调任汤原县县委书记。王守贤回忆说：“在五位同志中，我是最年轻的，他们都大我七、八岁，老曹同志年龄最大。工作年限我最短，工会工作经历我最少，因我来的较早，担任了哈尔滨总工会党、团书记。有了这些党龄较长有工作经验的同志，可以说哈尔滨总工会的领导力量得到加强。”
王守贤在哈尔滨总工会，结识了哈尔滨电车厂工人共青团员冯鼎铉（冯仲云的侄儿，建国后曾任中国驻瑞士首任大使），并通过冯鼎铉认识了电车厂等工会积极分子王景侠、王成栋、郭革一、马克西、黄敏学、霍凌九、孙钟乐等，并发展他们后来都入了党，成为基层党::组织和工会的领导人。1933年8月，王守贤调任为满洲省总工会巡视员后，赵一曼接替王守贤担任哈尔滨市总工会党团书记。王守贤回忆赵一曼道：“她对同志很关心，使人觉得和蔼可亲。在我生活困难时，做了鱼送给我吃。”王守贤经常到基层工厂巡视指导开展活动，一般同志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当时人们称他为“山西王”。王守贤回忆，在哈尔滨开展基层工作时，结识的群众积极分子中还有个长治老乡，是个手工业铜匠做铜锣、铜盆的，作坊在太古街。因为时间太久了，他忘记名字了。曾见有的材料中介绍说，王守贤曾担任过哈尔滨市道外区区委书记，王守贤没有担任过这个职务。应该是魏拯民担任过哈尔滨道外区区委书记，因为他俩都是山西人，有的人把他俩的身份给搞混了。
王守贤在任哈尔滨总工会党团书记，省总工会巡视员期间，曾参与组织鹤岗煤矿工人到哈尔滨进行索欠工资的斗争、组织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领导发动修筑海克（海伦至克山）铁路工人罢工斗争等。1932年8月，哈尔滨发生巨大水灾，松花江江堤决口，洪水瞬间吞噬了哈尔滨市区，正阳街、中央大街、道里道外一片汪洋。中共满洲省委先后发表了《告满洲灾民书》、《关于水灾决议》，号召各地党的组织、共青团组织、工会组织、反帝大同盟、互救会、反日会等，积极投身到难民中去，组织灾民开展救助斗争。水灾过后，造成难民潮，满洲日伪政府以分散难民为由，把原籍关内山东、河北等地的难民，以“返籍”为借口，企图把难民推向关内。魏拯民与王守贤等组织发动难民与日伪政府展开斗争，坚持“我的家在哈尔滨”，拒绝“返籍登记”等，最后斗争取得胜利。
1934年1月，王守贤在哈尔滨道外皮鞋厂工人住地的楼下客栈被敌人逮捕。据王守贤回忆：“1934年1月份，我领导海克铁路土木工人斗争，戴平万同志领导皮鞋工会，进行两项工作，一是组织皮鞋工人到抗日游击队去；二是在皮鞋工人中进行“募捐一架飞机给红军”的活动。这些工人住在道外升平街路南一个三楼层上，睡在楼板上，一层楼是客栈。这个楼对面是道外警察署派出所。······我和戴平万同志住在马家沟巴陵街，工作对象虽然不同，可都在道外，我也去过皮鞋工人的住处。1月16日下午，我要到土木工人处工作，戴平万说，他约定这天中午和皮鞋工人接头送宣传品，因为没有别的事让我替他捎去，他就不去了。实际上皮鞋工人十五日晚上就被逮捕了，共捕去七个人。侦辑队知道有人和他们联系，便躲藏在工人住处的楼下客栈和对面警察所。我去时，也就被逮捕了。这件事的发生，一是麻痹，二是我们违反了秘密工作的原则。”由于年代久远，又因为当时是地下工作，王守贤回忆中的有关基本事实没有误记。但个别情况可能记述得不够精确。如王守贤回忆中讲他与魏拯民一批9人是在1932年7月赴东北的，但是通过查找相关资料考证，记载的是1932年4月，并且明确记载为1932年4月24日，从北平乘火车到天津，然后在塘沽坐轮船到营口改乘火车到的沈阳。另外，王守贤讲李耀奎同志1933年担任满洲省委书记，“同年十月（李）被捕，再末听谁来担任书记。”实际上，李耀奎被捕后，继任满洲省委书记为王德。王德于1934年9月突然接共产国际调令赴莫斯科，安排在海参崴中共代表处，后来在莫斯科任《救国时报》编辑。1937年苏联搞肃反扩大化，祸及一大批人，王德枉遭逮捕，屈死在异国的监狱中。王德之后是杨光华于1934年10月任满洲省委书记。杨光华于1935年4月接共产国际电令赴莫斯科汇报工作，遭当时共产国际中央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康生陷害，被扣押在莫斯科，之后被判刑五年，流放到北冰洋一个集中营中服苦役。直到1956年6月，杨光华才被苏联释放回国。杨光华回国后，经过中央组织部审查，恢复了他的党组织关系，被安排在黑龙江宣传部任顾问，后调任湖北省政协常委。杨光华多年以来一直为研究中共党史及中国革命史辛勤工作，古稀之年仍笔耕不辍，写下了许多珍贵的具有历史史料价值的回忆录。
王守贤被捕后，满洲省委的黄维新（老曹）通知魏拯民说：“王守贤被捕了，不知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但不管怎样，我们必须采取有关防范措施。”王守贤当时任省总工会巡视员，上至满洲省委、省总工会，哈尔滨市委，下至哈尔滨各区委及各工厂基层党组织都比较熟悉，一旦他有问题了，造成的损失就大了。魏拯民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为他担忧。王守贤被捕后，化名叫汪亚南，没有暴露他的真实身份。因当时是戴平万具体负责皮鞋厂的工人组织工作，去工厂比较多，敌人密探认识戴平万，但却不知道王守贤的底细。因为从王守贤身上搜出有抗日宣传单，所以他才遭到逮捕。敌人多次审讯并施用酷刑，王守贤一口咬定身上的反日宣传单是捡来的。敌人除了从他身上搜出一沓反日宣传单外，却什么也没有得到。一年后，王守贤被日满伪政权以“叛徒”的罪名，判处了五年的徒刑。日本侵略者占领我国东北后于1934年制定了一个所谓的满洲国《惩治叛徒法》，其中一条规定，反对日本者均作为叛徒论罪。据王守贤建国后在冯仲云同志处了解到，戴平万同志后来于1935年又调回上海，曾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后被党组织派往苏北抗日根据地任宣传部长兼《抗战报》主编，1945年因在水塘溺水身亡。
王守贤1938年11月出狱后，因当时满州省委已经撤销，一时寻找不到党组织。此时，魏拯民已任南满省委书记与杨靖宇在长白山地区组织抗日联军进行抗日斗争，冯仲云在北满组织抗日武装。金伯阳、张甲洲、黄维新（老曹）、李一超（赵一曼）已经先后牺牲。另外，还有一个主要情况是，王守贤出狱后，敌人密探还在暗中监视着他，如果他贸然去寻找过去他所熟悉的基层党组织的关系，可能会被敌人发现，进而暴露党的组织。这时，关内全民抗战已经开始，抗日烽火在王守贤的家乡太行山上已熊熊燃起。于是，王守贤就返回家乡寻找党组织，于1939年初在山西沁县参加抗日组织，任沁县路东办事处主任。1942年转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工作。在整风运动中，由于王守贤在东北参加抗日，被捕在日本监狱这段历史，没人能给证实，曾被组织上审查了一段时间。1946年王守贤任太行革命学校主任。1949年任山西省行政干部学校教研室主任。1958年任山西省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教育长、副校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王守贤再度因为在东北被捕住日本监狱一事，被打成走资派、叛徒关进监狱。文革结束后，王守贤获得平反恢复工作，于1982年任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1984年离休。1985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总工会征集编纂哈尔滨工运史，特邀王守贤赴哈尔滨参会。会议期间，王守贤与当年参加哈尔滨电车厂大罢工的幸存者，老部下、老战友王景侠（原哈尔滨总工会组织委员，建国后曾任松江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王成栋（原哈尔滨电车厂党支部书记，建国后任沈阳市电车厂副厂长）、郭革一（原哈尔滨电厂工会委员，建国后任沈阳电业局领导）等在哈尔滨的故地重逢。
1991年王守贤在太原病逝，享年8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