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7月日军打通白晋线以后，次村一带就划归太行区武东县管辖，我们习惯叫路东地区。由于敌人分割和管辖不同的关系，路东抗日斗争情况在沁县抗战史中很少反映。
刘文彬是次村乡上村人，1938年参加革命，抗战期间一直在路东坚持斗争，曾担任该区委的组织委员，对次村区的党组织及武装斗争情况了如指掌。刘文彬同志离休后（离休前曾任太钢分厂厂长、太钢纪检委员等职、十三级干部）于1986年8月8日，向我讲述了次村区的斗争详情。他本想邀请当时的老同志张贵诚、阎维舟、常海文、常守安、刘庆川等来共同回忆，但最终未能如愿，因而只以个人的亲历亲闻予以口述。由于本文很长，故将他的回忆分为三部分呈献给读者。第一部分，刘文彬个人斗争经历；第二部分，上村区的党的建设及组织沿革；第三部分，上村区武装斗争及烈士。
第一部分 刘文彬的斗争经历
我是次村乡上村人，14岁考入沁县一高，住40、42班，郭维藩校长每礼拜讲一次时事，我受到爱国启蒙教育，后因得伤寒病退学回家，高小只读了两个学期。1938年7月我报名参加了沁县人民自卫队第三期干部培训，地址在一高校。那时宋涛任自卫队总队长，卫益堂（青秀人，在西宁工作）负责管理。培训时给我们发有二十余支老旧的七九枪和老毛瑟枪，每人一身灰军装。八一这天，在操场召开了一次拥蒋抗战大会，有万数人参加，史怀璧县长还讲了话，会上杀了三个汉奸，城墙上面挤满了人。
培训结束后，十月我被分配上村编村自卫队中队长，时副大队长陈如璧。记得上村编村第六任编村长是山坡田明德，第七任是松村骈子岗，第八任是小东岭的阎雷。上村编村当时管辖的村庄有：上村、檀山岭、崔家庄、余坡、姚家岭、刘家庄、钞沟、徐家庄、周家庄、石科、郭家庄、泊立、大湾、凹顶上、大道上、寨上、蒿洼岩、后底沟、花豹沟、东岭掌沟、学腰、杏树脑、南凹、圪土达岩、水凹、余岭、北岭、马步庄、金银底、石岩角、砖对、坟凹、松树岩、浦池、料浆坡、暴家庄、石不池、狼卧沟、枣树庄、官地角、老黄角、盘道、魏家寨、何家沟、小庄、李家庄共大小44处，分为十六闾，号称东八闾、西八闾、四中队各负责四闾。
在我当中队长两、三个月，1938年年底，编村介绍我去决死队沁源定阳兵工厂工作，在定阳西沟分厂制做手榴弹。1939年7月，日军大扫荡，薄一波在楼斗苗沟对我们500多工人讲，现在敌人开始大扫荡，我们生产不能进行，要打仗了，让决死队护送你们去老窑科受训，等扫荡完后继续生产。于是我们就随部队转移，在青龙沟遇到敌人，部队被打散了，我们这一拨三十多人就又返到楼斗苗沟去找专署。到了那里正是刘季荪主任在吃饭，我们要求他带我们走，他们不带我们。我们决定返回沁县，那时沁县已被敌人占领，白晋线已切断。我们从大桥沟过路回到上村。1939年底，我们二十多人联合起来，联系上路东办事处，让常勉才（次村人，太原师范毕业）出面与农救会常铁矛联系，在小岭底集中“工友队”开办鞋帽厂，我们则还是凭技术生产手榴弹，以后搬到花豹沟，工人已发展到五六十人。生产手榴弹的化铁炉是从合庄拉去的，过去合庄村有个小铸铁厂，日本人来后就把炉子埋了。幸亏靠埋炉的一个武乡人指点地点，我们才搞到这个铁炉。我们这个厂靠区上拨粮拨款，老百姓给送炭，把各村庙上的大铁钟拉来，用生铁换旧犁铧，每星期开炉化铁一次，武乡的暴春木负责翻砂做铁壳子，我负责搞磷药发火、爆发装置，王家沟康金义旋木把子，杨家庄马旦合成火药。每次开炉做了壳子后，大部分铁水都生产了生活农业用的犁铧、炉条、钎、镢等用具，手榴弹共做了300多颗。1940年从开春生产、到年底，七、八月的时间，40年冬季敌人大扫荡开始就不能干了，把工具暂时埋掉，情报讲敌人撤了，我们就挖出设备再干，我们生产的手榴弹是供应游击队杀敌的好武器。
1941年6月1日，太行太岳正式分家，以白晋路为界的路东地区由武东县接管，李务之来全权接管后，给我们工人动员讲话说，现在环境恶劣，存在困难，上级决定铁厂搬到后方与柳沟、黄崖洞兵工厂合并，设备要交回去，愿去的工人还当工人，干部还任干部，不愿去的留下继续对敌斗争，我不想去就留在了当地。
1940年百团大战，由于敌强我弱，敌人强迫各村建立维持会，我们留下的人就反对上村维持。我们以王安云为首住在余坡，靠砍树拉板做粪桶挣钱来维持生活，当我们共九人有我、常海文、刘富春、王安云、王三元、郭臭小等。那时伪一区区长是荆村的阎和义，他给上村的富户讲，维持了的好处是不烧不杀不抢，不然就要烧杀抢，并且他还常常来抢粮，但他们也害怕，一次我们三个民兵跑到山上向他们开了二枪，结果伪军立马就吓散了。（以后上村演戏民兵打掉阎区长半个耳朵），以后敌人又来烧杀了一回，形势对我不利，在敌强我弱的情况，过左导致脱离群众，全县的日军治安强化运动就留下上村编村不维持，所以在日军的高压之下，我区委也根据斗争的形势需要，决定让我们维持，派我们的人去搞“二面政权”。这样选派了个本村人王正岗（即王水旺，后在公安部某局任科长）当会计，会长让我大哥刘文道干，他死活不当，最后区委讲明情况，他这才上任。1941年后半年，我们全面反维持斗争开始，在抓维持会时，我方预先让他们躲避开，而把其余维持会的人都扣了起来，又进行查账，看维持会给敌人的开支是否正确，不该花的退，谁花谁退。这样弄出个王娃能，他是第一任维持会长，在大桥沟哨棚上与敌人吸料子，送东西，这些钱都让他退出了。
历经一段时间的斗争考验后，1941年7月15日王正岗介绍我、王海江、刘文玉光荣加入了共产党，并宣布我担任上村武委会主任。我之前担任上村行政村的工救会主席，我分管西八闾各村。到1944年我担任了区委会组织委员。我记得第一任组织委员是武乡高岭村的王运元，正是他批准我们入党的，是武乡工农干部，后在暴家峪被敌人抓去杀害的。第二任组织委员是武乡南亭村的李梦松，也被敌人抓去，后救出养病，我是第三任，我当三年。
沁县解放后，次村区交回沁县后，我任一区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在长盛村），和区长胡金旺在白家沟、阎家沟、大桥沟开展反奸清算工作。1946年12月23日，我们根据肖文玉指派，路东二个副书记，路西二个副区长去沁源的地委报到，我们四人被分派到吕梁区开辟工作。汾孝战役后，我们作为第三批调干，去了吕梁七分区，我先在乡宁县任区长、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52年从地方干部选调到太钢任分厂厂长、书记，直到总厂纪检委，行政十三级，职称是机械工程师，1959年我发明了卸车制，在太钢的四大革新成果之一，受到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