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后，日军大规模实施"治安强化运动"，胁迫白晋线两侧村庄建立维持会，以承认日伪统治。敌占区和游击区对敌斗争形势逆转直下，沁县根据地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创造了"两面政权"斗争形式，破坏了敌人的阴谋，保护了人民利益，达到积蓄力量，持久战胜敌人的目的。
1939年7月，日军打通了白晋线，分割了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在白晋全线重要村镇，设立了据点，在加强占领区的治安统治同时，对游击区以蚕食为主，胁迫维持。面对这种形势，我党提出了"变敌占区为游击区，变游击区为根据地"的反蚕食斗争方针。
1941年初，仅白晋线沁县段8个据点，日伪军达2000人。并且于3月初，开始实施"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日伪军在"剿灭共党，安居乐业"的幌子下，以软硬兼施的办法胁迫白晋路两侧30里的村庄建立维持会，以承认日伪统治。他们宣传日本人、中国人同文同种，中日一家、中日提携、来帮助蒋介石剿共，不杀老百姓，剿完共就走等欺骗性宣传。在深入村庄宣传时，给群众、儿童散发糖果、纸烟、饼干、罐头等食物作为诱饵。抓捕一些无辜群众，给予欺骗拢络后放他们回去瓦解百姓的敌对情绪。同时利用各村的反动势力、会道门、地痞流氓里应外合促进维持，对于不维持的村，就以烧杀、绑票手段进行威胁。例如：沁县乔村不维持，他们就放火烧房屋，同时还抓走人和牲口。沁县十区大部分村庄由于不维持， 亭据点敌人疯狂出动，仅待贤一村就杀死8人，烧毁房屋50余间。扬言不维持鸡犬不留。在此情况下，出于保护群众，全区12个联合村有9个联合村未通过抗日政府许可，偷偷地建立了维持会。
日伪在建立维持会的同时，开始颁发良民证、居住证，外出要请假，否则以"通匪"治罪，目的在于割裂我抗日政府与敌占区群众的联系，以孤立我抗日军政人员的活动。并积极组织新民会、自卫团、新民小学、来奴化青少年，加强敌伪情报，捕杀我抗日人员，光沁北地区就有八、九名党员区村干部死于敌手，太岳区有近百名干部牺牲。日伪毒辣阴险的手段使我抗日斗争陷入了被动地步。甚至连我们党占优势的村庄也偷偷建立维持会，给敌人送钱、送粮，只要求敌人不要来扰害百姓。更有甚者，害怕我抗日人员到来，引来敌人的骚扰的现象，维持会形成既应付敌人，也应付我们抗日政府。
沁县是太岳区接敌面最长的边沿县，全县除被白晋路沿线10余个敌据点东西分割后，西边太岳区境内距敌30里以内的村庄几乎全部成立了维持会，最为突出的是有些村支部及抗日村长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秘密地维持了日军。但是沁县县委没有从战争客观的变化，研究新的对敌斗争对策，而仍是坚持"扩大根据地，缩小敌占区"的旧方针。发现哪里维持就去哪里进行打击，这种办法引起维持村群众极大的不满，形成少数干部和积极分子突出暴露，裸体跳舞的局面，在失去群众保护的情况下，我抗日干部到达游击区活动时，则由于汉奸告密等原因，而被捕捉杀害之事时有发生，至使抗日干部很难落脚。
毛泽东曾指出："当群众还不觉悟的时候，我们要进攻，那是冒险主义。群众不愿干的事，我们硬要领导他们去干，其结果必然失败。"沁县县委在反维持斗争中也正是在群众还没有觉悟的情况下，发号施令去坚决打垮维持的。维持会非但没有被打垮，反而我们抗日政府与群众形成三脱离现象，造成了群众和革命力量的损失。但与此同时，县委也有另有一种不同的态度，那就是承认事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共同推举一人出面维持，或由我们的抗日村长出面维持，这样人是党支部指定的，我们的村政权依然存在。与其让汉奸组织维持会反对我们，不如由我们主动组织来欺骗应付敌人，这样既保存我们的力量，又减少群众的损失。
沁县县委当时将这两种对敌斗争的态度，报告了太岳一地委书记杨文后，杨文迅速将这个情况写成报告，反映给太岳区党委书记安子文，安子文是太岳抗日根据地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对这个报告高度重视。决定围绕沁县反维持斗争出现的新问题，组织区党委的巡视团，结合地、县领导深入沁县游击区开展调查研究，总结创造经验，以推动全区的对敌斗争。
1941年3月，安子文率区党委巡视团进驻沁县后，巡视团结合地、县人员分两组分区深入农村进行工作。在对维持村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发现，维持会长分三种人：一种是死心塌地事敌的汉奸、士绅，而且是主动去建立维持的；第二种是在迫不得已由村人商议后，推举村有威望、会办事的人担任的；第三种则是在村民的要求下，由村党支部决定由抗日村长兼任的；第三种则是真正的"两面政权"，他们为我抗日政府工作为主，以拖延的办法应付敌人，同时还能为抗日刺探敌人的情报，为我抗战服务，积极从群众利益出发办事，群众是满意的。
通过这次在敌区附近听取党支部和群众意见的调查后，情况表明：与其让汉奸组织维持会来反对我们，不如由我们来组织维持会去欺骗应付敌人，这样既可以保护群众利益，同时便于我方隐敝、蓄积力量，展开新的对敌斗争。安子文在沁县县委所在地官庄村作对敌斗争调查总结时，指出："为了避免损失和牺牲，在不得以的情况下，还是由我们的人出面维持好，这样敌情我们清楚，自己的力量可以保存，群众的财物可以少受损失，这就叫"两面政权"，实际上是我们领导抗日政权另一方面。"他还提出了具体斗争策略："在敌人开始威胁成立维持会时，可以口头答应，实际不维持，采取拖延政策。在实在拖延不了时，可以由我们指定人出面维持，用各种办法欺骗、应付敌人。敌人要东西，能不送就不送，实在不行可以少送一点，有时还可以谎报军情，说在路上被游击队抢走了。一旦时机成熟，就解散维持会"。后来把游击区维持与反维持的"两面政权"斗争经验概括为："从推延到维持，从维持到拖延，拖延中有维持，维持中有拖延"的策略。
在实行"两面政权"的同时，在安子文指导下，在游击队、决死队配合下，对三、五、七、十区主动维持敌人的维持会进行了打击，仅5月7日晚一次行动就抓回维持会长80余人，抗日政府对他们进行形势教育，帮助他们端正态度，争取他们积极抗日，区分情况，分别对待，对于表现好的教育释放，对于罪大恶极的坚决镇压。对于这些村子，需要继续"维持"的，由各村党支部负责，选出思想进步、忠诚抗日、能随机应变的人担任维持会长、书记员和情报员，建立起红心白皮的合法维持会。从此，我党耳聪目明地与日伪展开灵活的斗争。在正确的革命理论指导下，沁县反维持斗争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1942年10月间，刘少奇赴延安途经太岳区时，在听取安子文汇报后，明确地指出："这种两面政策，实际上就是使用合法的形式在向敌人进行斗争。合法斗争即两面政策，两个术语的含义是相同的。"从而从理论上进一步肯定了"两面政权"斗争的正确性。
"两面政权"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斗争策略，不但容易为群众接受，而且适应了战时的斗争需要，它的全面推广应用，为整个敌占区的对敌斗争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成为抗日战争中为人们赞赏的斗争手段之一。电影《平原游击队》所展示的正是这种斗争艺术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