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三版）根据元好问《铜革是次村道中》诗“河汾绍绝业，疑信纷莫整。少时曾一读，过眼不再省。南北二十年，梦寐犹耿耿”，是指距今蒙古太宗十一年己亥（1239）之二十三年前，金宣宗贞佑四年丙子（1216）自己从忻州南渡黄河经过铜革是时，《文中子墓志》刻石曾经寓目，可知《文中子墓志》刻石是在金宣宗贞佑四年丙子（南宋宁宗嘉定九年，公元1216年）或之前不久，出土于金沁州城南四十里铜革是县铜是山文中子墓。根据元好问《送弋唐佐董彦宽南归且为潞府诸公一笑》诗：“薛收文志谁所传,贵甚竹书开汲冢”，可知《文中子墓志》为《全唐文》所录薛收撰《隋故征君文中子碣铭》。如果现代学者证文中子墓是在文中子故里隋龙门县（今山西河津）万春乡（今山西万荣通化乡），依次推定沁州铜革是县铜革是山文中子墓应为文中子衣冠墓。
“河汾绍绝业，疑信纷莫整。铭石出圹中，昧者宜少警”，诗言隋儒文中子王通继承发明失落已久的儒家学说和事业，而自宋以来人们对王通其人其事迹之真实性，疑信不一；如今《文中子墓志》刻石出土，怀疑者也应该警觉到自己的错误了。显然，元好问此四句诗，是指《文中子墓志》所述与“信”者所见传世原始文献所述相一致，《文中子墓志》所述为信史，可以破除对文中子之怀疑。
“少时曾一读，过眼不再省。南北二十年，梦寐犹耿耿。喻如万里别，灯火得对影。行役岂不劳，聊当忍俄顷。”此八句诗，言距今蒙古太宗十一年己亥（1239）之二十三年前，金宣宗贞佑四年丙子（1216），忻州被兵，自己奉母避乱南渡黄河，经过铜革是时，《文中子墓志》刻石曾经寓目，诵读一过，从此不再寓目。二十三年来，虽然与《文中子墓志》刻石南北悬隔，却一直耿耿难以忘怀。梦寐之中相见，犹如朋友万里重逢，灯火下，面对面，有说不尽的心里话。如今不惮行役之劳，正是期盼此次绕道铜革是县境内，能重睹《文中子墓志》刻石（“行役岂不劳，聊当忍俄顷”）。
《遗山先生文集》卷三《送弋唐佐董彦宽南归且为潞府诸公一笑》：
河汾续经名自重，附会人嫌迫周孔。史臣补传久巳出，浮议至今犹汹汹。薛收文志谁所传,贵甚竹书开汲冢。沁州破后石故在，为础为石工吾亦恐。暑途十日来一观，面色为黧足为肿。淡公淡癖何所笑，但笑弋卿坚又勇。自言浪走固无益，远胜闭门亲细冗。摩挲石刻喜不胜，忘却崎岖在冈陇。潞人本淡新有社，淡事重重非一种。有人六月访琴材，不为留难仍从臾［怂恿］。悬知蜡本入渠手，四座色扬神为竦。他时记籍社中人，流外更须增一董。
《送弋唐佐董彦宽南归且为潞府诸公一笑》诗作于何时？诗言：“沁州破后石故在。”按《金史》卷一五《宣宗本纪中》兴定元年（1217）九月：“辛卯，大元兵徇隰州及汾西县，癸巳，攻沁州。”可知此诗作于金宣宗兴定元年九月元兵攻破沁州之后。按《铜革是次村道中》诗言自己不惮行役之劳，是期盼此次绕道沁州铜革是县（今山西沁县故县镇），能重睹二十三年念念不忘的《文中子墓志》刻石，《送弋唐佐董彦宽南归》则言自己亲至铜革是山中重观《文中子墓志》刻石，可知作《铜革是次村道中》在先，作《送弋唐佐董彦宽南归》在后。弋唐佐、董彦宽不辞六月炎天奔赴隋铜革是县故址铜革是山中，意在拓得《文中子墓志》拓本，淡社诸公未加劝阻而是加以鼓动。料想唐佐、彦宽回到潞州，墓志拓本在手，四座之人将为之惊喜。彦宽尚非淡社中人，将来记录淡社历史，应该写到彦宽，因为唐佐、彦宽此行为淡社历史了增添一桩佳话。
元好问两次至铜革是山中观看《文中子墓志》刻石，并作两诗记述，此是值得纪念的十三世纪时的一次连续性的田野考古调查。元好问诗“贵甚竹书开汲冢”，以晋代汲冢出土之《竹书纪年》，比喻金代沁州出土之薛收《文中子墓志》，是极有识见之言。元好问的考古行动及其诗作，对于薛收《隋故征君文中子碣铭》的真实性，以及沁县作为王通读书处和王通墓地的历史事实，都是最为宝贵的证据。
台湾著名学者邓小军先生，是研究唐代文化史的专家，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出版了《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书中用大量篇幅考证了王通及其思想，近来又关注到元好问诗文中透露出的历史信息，撰写了《元好问诗述沁州出土隋薛收撰<文中子墓志>》一文，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王通扫清了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