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县文物馆馆藏《致远堂法书》碑碣（也称拟古杂诗碑），系清乾隆六年（1741）沁州籍进士张孝挰（曾任翰林院编修、五朝国史纂修官、四川道监察御史等职）巡游江南时于友人处所得，次年求名工刻石成诗碣，并以《致远堂法书》名义广传后世。该碑碣为汉白玉石，共九块，大小一致，每块高35厘米，长110厘米，其中七块刻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拟古杂诗》十二首，二块刻历代名家题跋。
陶潜（365-427），字渊明或元亮，私谥靖节，曾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令，后归隐田园，自谓羲皇上人。陶渊明诗作兼平淡爽朗之胜，语言质朴自然。《拟古杂诗》十二首，从“荣荣窗下兰”到“我行未云远”皆见《陶渊明集》，落款为“丙辰岁八月下口巽田舍书与云公渊明潜”。按提款中“丙辰”推断，此作应当写于义熙十二年（416），陶渊明时年53岁。
晋代书法作品极为珍稀，宋代已十分难觅，陶帖（《致远堂法书》）通篇潇洒飘逸，奔放酣畅，其书法造诣极高。从用笔上看，方圆兼备，刚柔相济，开后世赵佶《千字文》一路狂草书风先河，用笔钩连和曲直交错，翻折、顿挫、侧笔神出鬼没，中锋圆笔线条又开后世怀素一路狂草先河。从运笔上看，运笔迅疾，使转纵横，线条的游丝牵带与飞白，字与字之间快速流走，狂放跌宕，笔势挟风雷，来去不可遏止。从气韵上看，信笔写来，气畅神融，意多于法。作为一代隐逸文学大师的手迹，此帖在陶渊明研究和中国古代草书钩沉中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该帖更为珍贵之处，还在于著名历史人物的手迹和钤印得以传世，从南朝到清代观瞻此贴并题跋的有十六人，印章2多枚。除南朝的袁昂、冯道根、徐勉、沈约、陈霸先、韦粲，唐朝的武则天、狄仁杰、崔玄日韦、郭元振、韦嗣立、姚崇，南宋的王十朋，清代的张孝挰等均题跋外，该帖前后还留有“虞老樵、养齐珍玩、凤阁审定真迹、云龛赏玩”等多枚图章，无论是书法还是印章都十分难得，一贴集中了数十位名人大家的文墨资料，堪称历代藏品之最，何况陈霸先、武则天乃帝王之尊，徐勉、狄仁杰、崔玄日韦、韦嗣立、姚崇等都是著名政治家，袁昂、沈约、王十朋为当时著名学者。在沁州人张孝挰 的努力下，经过1600年的风云际遇，终于走到今天。
从收藏传承来看，陶渊明在落款中称“书与云公”，“云公”是谁？袁昂题跋中有“此杂咏乃书与云龛上人者”，袁昂（401-540），生于齐梁之世，官司空，擅长书画，是当时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比陶潜小36岁，对陶应当比较了解，可见“云公”即“云龛上人”，贴后有“云龛赏玩”印章。而被称为一代词宗的沈约（441-513）曾亲自从陶贞白（陶宏景）处所得，在题跋中说的十分清楚：“杂咏诸篇，为贞白陶先生所收，以余爱玩，辄用为赠览矣”。陈霸先起初为梁的大将，又是陈的开国皇帝，在乱世兴替中获得此贴实属正常。到了统一兴盛的大唐，凤阁舍人韦嗣立将这件藏品献给武则天，武则天的书法造诣颇深，领群臣“奉敕同观”，被认为是难得的珍品：“朕欣然循览，知晋代风标，朝野一致，如陶潜者，世徒谓其文咏可念，不知运笔静秀，楚楚娟娟，如深谷芝兰，无人自媚，询可玩重，永炳千秋。”御览后珍重地盖上“凤阁审定真迹”印钤，揽入皇家收藏。辗转到了南宋，绍兴年间得中状元的王十朋（1112～1171，南宋著名政治家、诗人、一代名臣）偶然得到这一墨宝，“千秋伟人，只字足重，况累篇长翰，至今完好，非有神物护持未易几此，焚香静对，生爱更生敬也。”王十朋自称太原王氏，这件传世千年的瑰宝首次与山西人结缘，若干年后又被另一个山西人张孝挰从民间捞起，“岁辛酉，余于友人处得所草杂诗十二首，古劲流遗，墨迹宛然，遂携至京。每一展玩，辄不忍释手”。张孝挰，字隽升，沁州梅人，乾隆元年（1736）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五朝国史纂修官、四川道监察御史等职，乾隆六年他在巡视江南时见到此贴，为了“以供天下后世知好事者观之”“爰访名工，镌之贞石”，晚年将刻石遗于后人。张氏后人尝拓而鬻之，拓本流传世间，远至海外。
1939年7月日军侵占沁县，期间三次派兵到梅沟张家威逼掠夺，张家后人深埋保护才免遭劫难。新中国成立后，张氏后人张广文、张广居、张怀玉等于60年代将全碑献给沁县人民政府，现藏沁县文物馆。1991年武则天纪念馆拓印此碑，于1993年复制立碑于庙内。《致远堂法书》《陶渊明草书真迹》珍品精影本广行于世，当合张公孝挰“物之美者，不可秘而弗传与传之不广且久”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