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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爷爷

现下对于国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想必教育必然排得上榜。我80岁的爷爷有着32年的教育生涯,对于从小生活在爷爷奶奶身边的我,因为耳濡目染接受他的教导,故而在教育方面爷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爷爷并非师范院校出身,最初的工作也是在地质队。他对教育事业的坚持也并非出于热爱,而是责任。他说老师要做到学为人师、行为师范,需有渊博的知识,高尚的人格,所以,责任让他多年来一直专注于提高自身。

1971年,爷爷进入吴家坡七年制学校,教授四年级语文和思想品德两门课。当时他同事有人有着大专文凭,有人有着十多年的教龄,这对于只有一年代教经历的他有着相当大的压力。再加上那个年代教师教学只有和学生一样的课本,没有教辅资料,导致老师们在教学方式上的不系统、不规范。为了不误人子弟,让学生能够认同他这个老师,爷爷把铺盖卷搬到了学校的一个小房子里,以便晚上有充足的时间备课,也顺便为家里省点煤油钱。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在课业忙碌的时候,爷爷甚至周六、日一整天都待在学校。

1976年,爷爷转入二峰山中学教物理。在那个各种物资都十分短缺的年代,不仅老师没有教材,甚至学生都没有课本。爷爷就在家翻找出自己高中时期的全套物理书,从当年的高中物理老师那里借来一本厚厚的物理基础知识,再用蜡版刻印出来发给学生们当课本。

出身贫寒的他,在教学中更加注重实际运用。所以,他的课堂不仅仅教授教物理知识,还教一些实际本领。他带领学生们在一平米的木板上组装半导体收音机,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到矿上的机修车间工人拆装机械,讲解内燃机的工作原理;到农家帮乡亲安装磨面机线路,了解电动机的工作原理……

“再穷不能穷教育”,这样的理念如今已经扎根于人们心中,也因为这样的理念才换来今天人才遍地的繁荣景象。但在当年那个文化素质尚未普及的年代,一些学生家庭对教师的尊重是对从教者莫大的鼓励。

1963年,初入社会的爷爷曾在卫家河小学担任代课教师。当时卫家河村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学校开学前三天教师的饭要派到学生的家中,以表尊师重教。当年人们生活都很艰难,很多人家都吃不饱。但当时去到学生家时,那家人专门给他一个人做了干面,家里其他人都只是喝粥。这个经历爷爷后来念叨了很多年,也感慨了很多年。他说,在后来教学的日子里,每当他感到疲惫想要放松懈怠时,总会想到那一天。为人师者,不能辜负了家长们对孩子的期望,更不能丧失了身为教师的尊严。

在教育事业之余,爷爷也是个普通人。教师的收入在八十年代要养活三个子女十分艰难,当教师的工资远及不上他在地质队的收入时,他也会抱怨两句。那时,他常常在下课后,在批改完学生的作业后,星夜拉着牲口去其他乡镇买粮食……

国家施行土地承包制以后,家里分到了几亩地,爷爷的烦恼也来了。一方面要提高学生的成绩,就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另一方面要维持一大家子的生计就必然要花费时间在农活上,两相矛盾,生活的压力常常让爷爷感到很无力。小女儿上大学期间的学费更是成了压在他心口的一块巨石。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日子再难也都过来了。后来,他的三个子女陆续都成为了教师。爷爷说,只要你有一刻认为这项事业它有价值,那么你就会理解我,支持我,成为我。我们选择的不只是一份职业,更是沉甸甸的责任。

现如今,爷爷退休好多年了。那些年过度认真的性格也逐渐转变成了老小孩一样的倔强。原先对小辈们的各种教导也变成了每天早早就做好的早晚饭。吃肉和在院子里的一小块地成了他每天的执着。

教师、知识分子是他的面子,他以这个面子被定义、被标注;一个普通人是他的里子,照料家庭,养育儿女,对生活有不甘,有慨叹,然而始终不忘教师职责,始终不弃身为师者的尊严。

这就是我的爷爷贾钦勇,一个普普通通的基层教育工作者。

(汉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