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党史、讲党史、用党史，几乎是我一生的嗜好和偏爱。党史给了我前进的动力和做事的信心，锻炼和造就了我的思维能力和演讲技能，同时也伴随我从一个无知的幼童成长为一名国家干部。
尚在我幼儿时期，母亲领着我和姐姐去邻村领取胜利果实，所谓胜利果实是解放了的老百姓对土改所分的土地财产的美称。我们分得了几件生活用具。其中一个小簸箕还是我用双手拿着擎过了头拿回家的。东西虽然不大，但是对于当时只有四五岁的孩童来说似乎已经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困累是自然的了。回到家里我憨憨地想，买东西要付钱的，为什么今天的东西是白拿的呢？心处惘然，百思不得其解，问母亲，母亲说是共产党给的。于是在我幼稚而纯洁的心灵中，深深地烙下了“共产党好”的印迹。然而远远不能满足我童心好奇的欲望。又问什么是共产党，母亲很简单地回答“朱毛、陈赓 ”。这样的回答似已较为圆满了，自此我再也没有发问，也不晓得该发什么问。
即至上学了，课本里载有红军过草地，爬雪山，吃草根，食皮带的故事。不久我获得了一本题目叫《千水万山》的画儿书，讲得也是红军长征，其中塑造了李有国营长的英雄形象，深深地打动了我。
课文中关于沙州坝的故事，讲的是红军在瑞金沙洲坝时毛主席帮助老百姓挖甜水井的动人之举。人们感谢毛主席和红军战士，在井台旁立碑纪念上书“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同时老师还教学生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东方红》等革命歌曲。通过老师的讲解令我方才了解到所谓“朱毛”，即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陈赓即是抗战时期太岳军区司令员。我们这里地处太岳南麓，自然属太岳区，所以人们在抗战时期，只知道陈赓，也难怪母亲有那样笼统的回答。现在回头看来觉得母亲有点可笑，同时又觉得母亲挺睿智的，在那样封闭愚昧的年代还知道有共产党。课本里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国家的主席副主席，政务院总理副总理。国旗、国徽、国歌。吴运铎、董存瑞、黄继光……模范人物和战斗英雄。还有劳动模范王崇伦，李瑞环等。他们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由是更加渴望知道共产党是怎样一个党，它的历史和由来。也渴望自己有朝一日也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学生时代或者叫做弱冠少年时代，是人生拔节孕穗期。即长身体又长知识，风华正茂之季。随着年龄增长和沧海桑田之变化，我也由初小、完小、初中、高中，逐渐升入大学，一路求知，一路锻造。期间似乎为“天门开。詄荡荡，穆并骋”。以跬步不休的节奏，大量涉猎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知识和曲折向上的发展的历史。滋养和丰富了自己的头脑。
尤其是学了胡乔木著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当时其为初中课本），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了更加完整和系统的了解。同时在学习过程中觉得要知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背景、社会基础以及由小变大取得全国胜利的各个历史过程。就必须研究和学习中国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和世界史，什么“鸦片战争”、“戊戌变法”、“甲午海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孙中山革命政府（广州政府）、北洋政府、“巴黎和会”等等。另外还要了解共产主义运动史，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共产主义。了解梵尔塞起义巴黎会社、学习《共产党宣言》。还得了解一些苏共党史。远在我学生时期就对上述知识进行了学习和深化。还破天荒地读了《资本论》。
讲党史是我而立之年的事，上世纪70年代初，我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儿时的梦想。调回浮山革委政工组宣传办公室，历史赋于我一个光荣的任务，做了一名理论教员。在以后将近十年的政治生涯中，我潜心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党的理论，并在广大干部和职工中给予讲授。中共党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讲党史通常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系统地讲，采取大课的方法。集中全县部分干部职工，地点一般在县委小礼堂或机关大会议室。听众或百余人，或三、五百人；另一种是遇到特殊情况和政治需要，其内容只给讲其情况和任务中的一段或一部分。如1976年元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几问答》。元月3日才能见到报纸。县委要求元月7日就要我们宣讲。起初我有些犯难。众所周知，毛主席诗词堪称为诗词中的泰山北斗，是诗歌中的太阳，博大精深、无与伦比。不仅是艺术，更是党的历史的写照。要在短短的几天中领略深意，掌握内涵就如登天之难。不管怎样任务总得完成。幸好曾于60年代中叶我和我的几位同学去过井冈山，在那里参观了黄洋界，听取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详介，同时参观了大小五井、茅坪、红军医院等。我们还分头抄录了“井冈山革命史展览”全部解说词，后由我整理成册。借此，对于理解和掌握毛主席《重上井冈山》起到了莫大的作用和依据。关于《鸟几问答》我主要依据高中时期，学过并保存完好的，1963年6月14日中共中央致信苏共中央，提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总路线的建议》（简称二十五条）和《论陶里亚蒂同我们的分歧》，就这样经过两天多的努力整理了一份长达万字的讲稿。终于元月7日晚7时在县委小礼堂，对五百多名机关干部和职工，以讲党史的角度，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批判了赫鲁晓夫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投降主义和修正主义。重点讲了毛主席1927年10月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开辟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拉开了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城市的序幕。1929年1月，他和朱德、陈毅等率红四军主动出击赣南，自此与井冈山阔别30余年之久。1965年重上井冈山，看到了井冈山翻天覆地的变化，感慨万千，写下了这首词。关于《鸟几问答》此词采用庄子的手法，用寓言的形式，通过大鹏鸟和蓬间雀的问答对话，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某些人（实际上是修正主义分子赫鲁晓夫等），在世界革命战争与和平等问题上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观点。讲述这段不远的历史，其意义是我党在长期地革命斗争中，不仅战胜了国内党内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而且不断地将要战胜国际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拨正共产主义运动的航向。
随着历史进程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前进。我的党史研究和讲授也在不断地扩充和广大。如粉碎“四人帮”以后，开展真理标准讨论，《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等。实践证明，学习、讲授党史不能仅仅停留于字面和条文上，更重要更关键地是要用党史所具有的特殊力量，运用于火热地现实生活的进程中。
记得还在我弱冠求知时期，1965年有幸参加了四清运动。一天要我给四类分子训话。怎么训？训什么？经过思索，我认为所说四类分子他们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不能用训教的方法，要用善诱之法，所受训的对象中，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出生入死，立过功受过奖，解放后二名曾任党支部书记，因犯有贪污腐败走向人民的反面，成了人民专政的对象。另一种人是国民党少将、校尉军官。还有几个地富分子。我没有用恶恨的语言和厉声厉色的态度对待他们，而是心平气和循循之态给他们讲了一段共产党如何领导人民打败日寇、打败蒋介石的历史和土改中如何正确对待地主富农的；讲了蒋介石、日本侵略者杀人如麻的实事；共产党爱民抚民的做法。讲后他们大都面有羞涩，表示听党的话跟党走。尤其是那两位记犯错误的支部书记，痛哭流涕泣不成声，表示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群众，对不起自己。
70年代初“一打三反”中，我受命于临猗县七级医院，破侦文化大革命中逼死人命案。开始人人守口如瓶根本不吐真情。使侦破工作陷入僵局。我回想起了“四清”时的办法，同样从讲党史入手，要求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时刻以革命先烈的牺牲精神和为民族为人民为党的事业献身的精神。在那些厉山带海的年代里上演着风云变幻和呼吁出代代英烈。号召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以先烈为榜样，他们可以献身革命，而我们竟不敢说句实话吗？岁寒方知松柏之劲，真理面前才显党员本色。经过一番讲解教育，共产党员付院长拿出了他的“红旗”日记本，循日顺次引导大家，逐日回忆中，终于将逼死人命者所为清楚的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经过20多天的奋战，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又一次显示了用党史的威力。
用党史化事态之情，在我一生中枚不胜举。只因篇幅而不能一一例举。
强仕之年，我受命走上了基层负责的位置。每当清明节、“七·一”党的生日、“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都要在庆祝会或座谈会上讲党的历史，忆党的功绩。以此，激励人们对前人的尊重和回忆。鼓起对现实和未来的信心、勇气和干劲。
一部党史，包罗天地，揆叙万象。无数玙璠志士，用鲜血和生命，写就了长长的历史。他们中的好多人做到了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他们是高尚的人，具有大鹏之志的人。正如古人所云：“故高尚之徒,抗心于青云之表,岂王侯之所能臣,名器之所羁绁哉?”我们每个后来人都应当以党史为镜子，以英雄人物为榜样，将其做为“宥坐器”以警戒自己，永葆革命的青春，期许在习近平新时代，踏上新征程，建设新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