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头等杀敌功勋章的红色基因（一）
1962年，风华正茂的临汾青年苗长青从太原市高中毕业，正当他要在省会城市大干一番的时候，远在临汾浮山县西佐村的父亲苗逢雨要求他回到老家工作。从太原市到西佐村，从省会到乡野，这让苗长青一时有点不能接受。虽然西佐村是他的家乡，母亲和五弟仍旧在村里生活，但对于他来说，城市意味着更多的机会，而回到西佐村，他只能成为辛苦劳作的庄稼汉。彼时的苗长青无法理解父亲的决定，但多年以后，父亲却成了他心目中最钦佩的英雄。
—— 题记
序言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侵略者把战火烧到了山西。时任临汾市浮山县西佐村村长的苗逢雨正活跃在抗日的最前沿，他积极组织起一支年轻力壮的民兵队，配合着八路军部队以游击方式打击日军、保护乡亲。
1941年，日军对以山西为中心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发动空前残酷的毁灭性的“扫荡”和“清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苗逢雨带领民兵队开展反“清乡”、反“扫荡”斗争，与敌人巧妙周旋。
苗逢雨让每户人家尽可能的将粮食、衣物集中储存、放置，并在自家的院墙上或院里的树上，挂块犁地的犁头。他安排民兵队日夜轮流在村口站岗，若是发现村附近有日本兵就敲响犁头，听到犁头响的村民要立即敲响自家的犁头，传信给各家各户，随后带着收拾好的粮食、衣物按照既定的路线赶去“逃反”。
因此，西佐村的村民躲过了日本兵一次又一次的“清乡”，日本兵也未在村子里搜抢到粮食。
到了1942年，抗战进入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敌我斗争十分激烈，八路军亟需打破被敌封锁的困境。根据组织安排，苗逢雨秘密入党，并被赋予一些特殊任务。
一次，西佐岭上来了一个八人的日本小队，在附近的桥村胡作非为，抢粮食、牲畜、财物一扫而光，还在桥村落了脚。日本兵不劳作，若是吃完了粮，下个“扫荡”的目标就是离得最近的西佐村。苗逢雨经过侦查，准确掌握了敌人的出行规律。他让民兵队用平日里收集起来的玻璃瓶、破铁壶等装上炸药，埋在进村的路上和临近的田边地头，等着敌人经过，打个措手不及。
一个阴天的下午，正在站岗的民兵敲响了犁头。苗逢雨迅速带着20多个民兵，埋伏到桥村到西佐村必经的路上。5名准备进村抢粮的日军像往常一样摇摇晃晃着走过一亩田地时，只听得“轰”地一声，黄土飞扬。苗逢雨定眼一瞧，日军虽没伤亡，但受了惊，正端着枪乱打。还没等日军缓过神来，苗逢雨一声令下，民兵队当场打死3名日军。两名受伤而逃的日军一阵窜逃，躲进了一个院落的墙缝里，卡在那里既溜不走也出不来。由于两名日军手里都端着枪，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苗逢雨放弃了活捉他们的念头，扔进去两个自制的手榴弹，炸死了他们。这一场战斗，为苗逢雨获得了一枚头等杀敌功勋章。
当然，对于刚满周岁的苗长青来说，这些只能是多年以后关于父亲的英雄传说。而这位英雄的父亲，对于童年的苗长青来说，更多的是“陌生”。在那个年代，因为父亲是共产党员，幼年的苗长青不得不常随母亲和兄弟姊妹四处躲逃，父亲的威名越大，日伪军对他的搜捕就越频繁，而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他们一家又成了“还乡团”的重点搜捕对象。那些年岁，他们在四处躲避中，只能住猪圈或者破窑洞，饥一顿、饱一顿是常有的事。
有一次，父亲在半夜时分找到了他们的栖身之地。一家人高兴地围在一起，哥哥姐姐似乎有说不完的话，而苗长青则默默站在一旁看着。自幼缺少父亲的陪伴，这让苗长青始终不敢太过靠近。
那天夜里，苗长青紧挨着父亲躺下。黑窑洞里，苗逢雨搂着苗长青，一字一句地教着家里的孩子唱东方红，苗逢雨一边唱、一边教，苗长青躺在父亲的臂弯里，感受着父亲的手一下一下轻轻地拍在自己肩上的温度，跟上节拍，嘴里哼着学习父亲教的东方红：“边区红，边区红，边区地方没穷人……”那一夜，苗长青觉得既温暖又短暂；那一夜，苗长青也暗暗立下了誓言，要做一个像父亲那样的人。
一
1950年，苗逢雨到了山西省军区的健康大队任政委，苗长青便随父亲到了太原读书。许多老红军战士和朝鲜战争下来伤病员在健康大队疗养。苗逢雨对苗长青说：“你不总爱听我给你讲抗日的故事吗？放假就来队里陪在这里疗养的老班长、老战士们聊天。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英雄故事。”
于是，苗长青一有空就来大队，听故事。到了学校，还将听到的故事讲给同学听。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中午，苗长青本打算去办公室找父亲，汇报近期在学校的表现：由于表现突出，又连任了班长。就在他路过一间疗养室时，一位右手臂打着石膏，左手撑着竹拐的老班长叫住了他：“同志等一等，能否领着我去院子里晒晒太阳？”老班长说话声音很快很洪亮，好似怕旁人没听见他的请求。
苗长青听到声音，停下脚步，看了看周围没有其他人。便回过身立在了老班长的右侧。可他发现老班长并没有看向他，仍直愣愣地注视着前方。
老班长没听见回音，皱了皱眉头，略带些沮丧地问道：“还有人在吗？”
苗长青连忙回答道：“老班长，您需要我做什么？”
老班长听着年轻稚嫩的声音，笑了笑，重复了刚才的请求。
苗长青轻轻地拽起老班长的衣角，领着他向院子里走，刚走出疗养室大厅的门，阳光洒在了老班长和苗长青的身上，秋日的阳光，更觉暖意。老班长深吸了一口气：“今儿的阳光真好！”苗长青将他扶到一边，对他说：“老班长，我去房间里取个东西。”老班长点点头、闭上眼，独自享受起这阳光。
回到这个老班长所在的疗养室，苗长青向同室疗养的战士问道：“刚才那位班长眼睛看不见了吗？”
一位躺在病床上，打着吊瓶的年轻战士回道：“我们都是从朝鲜战场上下来，他还伤了眼睛，以后怕是都看不见了。平时他就爱出去晒太阳，我们一个室里的腿脚都不方便。医护人员也忙，他便时常在房门口等着有人经过，带他出去。”
听年轻战士说完，苗长青便从房间里拿两把椅子出去。他将椅子放到阳光最足的地方，慢慢地扶着老班长走过去，时不时地提醒他当心路上的小石子。
苗长青扶着老班长坐到一把椅子上，老班长对他说：“你只拿了一把椅子吗？你也去拿一把坐下吧！”
苗长青摇了摇头，又突然意识到老班长看不见，回答道：“班长，我不累。”而后苗长青蹲下，轻轻地抬起老班长受伤的腿，放到了另外一把椅子上，这样会让他舒服些。
两人静默了一会。老班长轻声说道：“和平的阳光多温暖呐！可惜我好多战友都感受不到了！”苗长青没有接话，静静地站在他的身边。
过了一会，老班长问苗长青是哪里人，为何会在疗养大队里。苗长青耐心地一一作了回答。
老班长听闻苗长青是浮山县人，合上眼陷入回忆，喃喃着：“我以前有个好兄弟跟你是老乡，那会我们都是民兵，本约好去参加八路军。没成想，他被特务害死了！”
老班长口中的好兄弟是浮山县史演河村的民兵英雄李天保。1945年春，李天保在辛庄村一个山洞养病，被阎锡山的特务张增秀发现，随后被捕。阎部区长和阎军某二团团长王麻子，软硬兼施逼问八路军去向，李天保被打得遍体鳞伤，几次昏过去，坚不吐实。临刑前李天保高呼“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22岁。
苗长青也曾在父亲口中听过这个故事，父亲说：“民兵就跟普通老百姓一样，穿着朴素，皮肤黝黑，武器装备粗糙，甚至有的人只有木棍，但有着坚定的信仰与不怕牺牲的精神。”
1955年，苗逢雨到晋南民警大队任政委，后来任曲沃县劳改农场书记。一年，放假的苗长青到曲沃县看望完父亲，准备回家，因为县城不通车的缘故，便请求父亲用公车送自己一程。苗逢雨拒绝了儿子的请求，要求他自己回家。苗逢雨将收拾好的行李递给儿子，苗长青有些不乐意并没有接，想赖着不走，等父亲松口。父亲反问他：“往年你不都是自己回去的吗？你不能搞特殊化、也不能占公家的便宜。”
苗长青闷闷不乐地嘀咕了一句：“因为您，我享受的唯一‘特权’也就只有到太原读书。”
1962年，苗长青高中毕业，苗逢雨在电话中让他回村工作。可苗长青不愿意，身为干部子弟，跟随父亲到曲沃县，在他的影响下被安排一个干部身份的工作不是难事。
于是，他未提前跟父亲商量，便来到了曲沃县。碰巧苗逢雨到太原开会，两人因此错过。劳改场的政委得知苗长青到来，同苗长青谈话，打算留下他在这里工作。但也表示，仍要听听他父亲的意见，待他父亲回来后，在谈工作事宜。
苗逢雨从太原开会回来后见苗长青，铁青着脸问道：“你小子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我不是让你回乡吗？”
苗长青见父亲脸色不大好看，语气也十分生硬，僵直着身体从椅子上站起来，低声说道：“您就答应让我留在县城里工作吧，我同批的同学不少留在了省城……”
没等苗长青说完，苗逢雨狠狠地拍了下桌子，摆设简单、略显空荡的房间，回响着父亲的声音：“回乡委屈你了？”
苗长青第一次很猖狂地顶撞了父亲，对他吼到：“我可以留在县城，您怎么非让我回农村，那我这些年学的不都白费了！我不回！”
苗逢雨不理会儿子的脾气，不由分说地开始收拾苗长青的行李，叫着厂里的通讯员将苗长青的行李送回去。
苗长青不理解父亲的决定，摔门而出。
劳改场的政委也有些不解：“为什么非让孩子回乡，在城里机会多啊！”
苗逢雨摆摆手说：“长青能来城里读书，归根结底还是组织政策好。他教育受得多，回乡帮助乡亲，村里才能有更好的发展！”
二
金秋十月，冷意侵袭。苗长青回到西佐村，正值秋收：晒玉米棒的、晒枣的、忙忙碌碌晒秋的乡亲们，脸上都写着幸福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