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山县张庄乡北井村的王瑞福在1724年闯荡京城时，把接管的老乡自家饭铺改为“王记”酒馆，由于饭菜可口，加之营业时间在京城算得上最长；于1725年的大年三十晚上——天赐良机，接待了微服私访的乾隆皇帝。酒足饭饱之后，乾隆爷经一番盘问，龙颜大悦，趁着过年的喜庆，亲题了“都一处”三个大字，并命人制成虎头匾，派太监送达悬挂。从此小酒馆一跃变成赫赫有名的“都一处”，生意红火，如日中天，在浮山故乡更是名声大震，致使不少年轻人托亲靠友，争相赴京投奔“都一处”谋生学艺。
这期间，小郭村有一个粗通文墨尤有心计的老头，他家境贫寒，衣单食薄，但他早已暗下决心深思远虑，做好了发财起家的打算。他让长子学记账，打算盘，次子生荣，年仅十四岁便托关系送到“都一处”学艺，三子生华去粉坊，四子生富去糖坊，齐拜师学艺，只有年幼的老五在家。不几年工夫，三、四子学艺归来，便先后开起了粉坊和糖坊。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这样的精打细算中，光景便逐渐红火起来。而郭生荣在京城，也早已是样样精通的全份掛子把式了。当时的王家早已荣华腾达，积蓄颇丰，不仅在老家建房置业，在京城珠宝市、恒丰胡同也置下房产。在历经八国联军进北京、火烧圆明园之后，王家深感政局不稳，在生意难做、辛亥革命暗潮涌动的前夕，厌倦情绪剧增，遂生见好就收的念头，有心转手“都一处”。而这时精明能干的郭生荣，加上老乡观念，便成了最佳人选，生荣在回家与父兄协商沟通后，便倾其家财，并还东拼西凑，终于盘下了“都一处”。于是郭生荣便成了名正言顺的“都一处”第二任经理。
正处于风华正茂、年轻气盛的郭生荣接手后，开始仍按步就班地经营，但他毕竟年少学艺，踌躇满志，借着三分喜庆荣光，一心锐意改革。他聘有山东名厨，以鲁菜的清靓爽口，并配以本店的特色面食—“醉葫芦”为主打品牌。但他想山西人本就出身面食之乡，因此就想在此基础上做点文章，他忙召集面点师细心研究。经过一番研试，最后决定在擀好的皮面基础上，再用中间粗、两边有细柄的烧麦槌（后来命名）将皮面的圆边再碾压一遍，使边皮薄而皱。然后以精制的馅料包之，下捏均匀的皱褶，上捏多个外翻的尖角。这样美观高雅的食品，嗅着沁鼻香，观着垂涎滴，雅俗可餐，登得大雅之堂。因其上部的绉嘴酷似刚秀穗的麦稍，而那上面所粘的干面铺又恰似花蕊白粒，因此起初叫稍麦，后经文人雅士指点，才正式取名为烧麦。而这烧麦虽脱颖于醉葫芦，却又高雅于醉葫芦。烧麦一经叫响，便与“都一处”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相互依存，名扬天下。本来“都一处”在经营出名后的多年中，东郭、佐村、张庄、陈庄......许多人都在此学过艺，而易主后又有许多人先后来此学艺。小郭村除有郭生荣的五弟郭生贵进京协助哥哥外，还有烧麦把式郭长发、炒菜把式宋福来、跑堂把式郭天佑及郭长泰、郭长安、郭长茂、郭长申、唐存仁，及徐村、堡南、辛村多人，都学艺有成，见了世面，致使浮山名厨众多，对饮食文化的传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尔后，郭生荣在京经历过辛亥革命、张勋复辟、冯玉祥逼宫、奉军进京等一系列动荡不安的兵荒马乱，生意大受影响。随着年事已高，加之儿患痼疾，心力憔悴，国难家愁集于一身，便又把“都一处”奉还给了王家。
解放后公私合营时，王家遗孀盖淑珍女士作为股东，年享800元利息。这时“都一处”又获得了新生，曾获赠文学泰斗郭沫若重题的“都一处”匾额和夫人于立群的毛主席诗词手书。
文革中的“都一处”，也照例难逃厄运。多亏本店职工杨海泉巧藏虎头匾，方才躲过了灭顶之灾。
改革开放后的“都一处”烧麦，随着国运昌盛，名闻遐迩，不仅接待本国食客，而且还设有外宾接待处。这个近300年的传统名食老店，她不仅是晋商吃苦耐劳精神和聪明智慧的真实体现，更是浮山人引以为豪的一个闪光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