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七、八岁的时候，正是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前几年，可想而知，生活十分清苦。
有一次和妈妈赶集，看到大街上卖的甘蔗，不知是什么好吃的东西，就傻傻地站在一旁看，卖甘蔗的说那一节一节的棒棒里面能咬出糖水来，比蜂蜜还要甜，说得我直往吐子里咽口水。我拽着妈妈的袖子要买一根尝尝，妈妈却连头也没转，甩了甩袖子就前头走了。我没敢继续纠缠，因为我知道妈妈的兜里的确没有多少富裕的钱。
后来听同学说，玉米杆也能象甘蔗一样嚼出甜水来，便在一天下午放学以后，约了几个铁哥们，象老鼠一样钻到路边的玉米地里，将还没抱玉米娃娃的玉米杆沿根扳断，用牙把外面的硬皮一层层剥开，露出了里面脆生生的瓤，咬一口细嚼，果不其然，象放了糖一样，甜滋滋的。于是我们每人折了几根，抱在怀里，边吃边闹边往家走。不料，生产队长李大头突然从路边窜了出来，嘴里龟儿子龟孙子地大骂着，夺过我们手里的玉米杆，照屁股便打。我们见势不妙，四散逃窜，跑了老远，才知道那吃到嘴里甘甜似蜜的玉米杆打在屁股上居然也会这么痛。
做了错事，回去怕妈妈打，就在外面晃荡了一会儿，眼看太阳即将下出，小鸡也到了该上窝的时候了，我才不得已慢腾腾地向家走去。一进门，立刻发现不妙，在窑洞门口分明扔着一堆新鲜的玉米杆，正是从我手中夺走的那几根。看来，这个狼吃狗啃的李大头已经提前告了我的御状了。我悄悄地将门帘掀了个缝，侧身蹓了进去，低着头走三步退两步，蹭到妈妈跟前，等着听笤帚把子落在屁股的声音以后赶紧求饶。今天一定要揍上我一个结结实实才解恨，我想。
可是预计中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妈妈象往常一样，坐在柴火炉跟前，一直不说话，可脸色煞白，眼睛直直地盯着我看，眼神说不出有多么复杂。而且，我吃惊地发现，在炉子上放着一截比玉米杆要粗得多的甘蔗，不过，也只有那么一截，在刀子砍过的截面上还在往外渗着粘乎乎的汁液。爸爸坐在窑后边的床头，也不说话，只是在不住地叹气。此情此景，让我心里更加发毛。
大约过了两三分钟的样子，妈妈的脸色好了一些，她从炉台上拿起那根甘蔗，伸向我：“来，孩子，把这个吃了。”我看了看妈妈，摇摇头，不敢吃，因为我确实不知这是不是妈妈在设个套儿让我往里面钻。以往我如果和谁干了架，或者往女同学身上洒了墨水，妈妈知道后一定要让笤帚与我的屁股亲密接触若干下不可。可今天，李大头分明是给妈妈说了我的坏话，且有门口那些玉米杆为证，如何就能轻而易举地躲过这场责打？
妈妈见我不敢接，就过来拉着我的胳膊，一把将我揽在怀里。我越发害怕，不由地有些抖动。妈妈一只胳膊使劲搂住我，另一只手拿着甘蔗用嘴往开剥那层厚厚的皮。不大一会儿功夫，那水灵灵的甘蔗肉便露了出来，比那玉米杆的瓤可诱人多了。
妈妈把剥好的甘蔗塞到我的手里，这才轻声说，“孩子，吃吧，那天妈妈没有让你吃到甘蔗，是我的不对。今天给你补上，尝一尝比那玉米杆好不好吃？”
我还是不敢吃。因为今天这个事无论如何都要比以前所犯的那些错误要严重得多。爸爸见我不吃，从后边走到我跟前，蹲下身子抚着我的头说：“吃吧，这是你妈刚刚上集市上用三颗鸡蛋换来的。”
原来是这样！从我家到集市足有五公里路，这么一会儿功夫，妈妈就打了一个来回，不知她是用怎样的速度来完成这次万米长跑的。我的心一下子被刺痛了，把头埋在妈妈的怀里哭着说：“妈妈，我错了，以后我再也不偷着吃公家的东西了！”
妈妈把我的头轻轻抬起，盯着我的眼睛，一字一板地说：“孩子，记住，做人堂堂正正，饿死也不能做贼啊！”
我很认真地点点头，把妈妈的话牢牢地记在了心里。然后把那甘甜无比的甘蔗与爸爸妈妈共同分享了，
而今，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吃过第二根甘蔗。因为我知道，再好的甘蔗也不可能吃出儿时的那种永世难忘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