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六日，同学聚会的相册收到了，我高兴地翻阅了五六遍。一张一张地仔细端祥，看着一张张多皱的脸，高兴之余，难免几声叹息，更多是内心的惋惜。
这是一张迟到的相册，倘若是五十年前，我的同学们应该是青春四射，应该是生龙活虎，应该是弱冠之年，应该是41人。而今10人已升了天堂，驾鹤西游；还有几个人患有顽疾，只有26人参加了聚会，留下了永生的合影。影相中的人个个是古稀老人，白发苍苍，满脸沟沟岔岔，曲曲凹凹，和五十年前相比判若两人。人人只能以原来记忆中的影子，对照现在的样子，露出一脸的茫然，发出阵阵唏嘘声。透过一张张饱经沧桑的面孔，知道他们受苦了，这五十年付出了比常人多几倍的辛劳，也收获了家庭幸福，儿孙满堂，成了一大家子的家长。这些阅历若整理在一起，就是一部奋斗历史、
翻阅相册的当儿，勾起了我沉痛的回忆。一九六八年，我加入了民办教师的队伍，一干就是八年。民办、公办，只有一字之差，但待遇相差千万里。我一个月只挣25个工，每个工有5分钱的时候，也有一角五分的时候，三个自然村负担分红，年年还得跑许多冤枉腿去收粮，一个村子七八十斤，三个村子二百多斤。每月伍元津贴费，根本不能养家糊口，生活还得依赖父母养活。记得一九七四年，我的二女儿患了伤食感冒，经月不愈，因无钱住院，竟离开人世。她才刚刚五岁，正是天真活泼可人的时候，儿女死了摘心肝，一年多换不过神来。所以，人常说没啥别没钱，有啥别有病。然而，在那个困难年代又有什么法子呢？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能听天由命。民办这个时代的产物，干着别人不干的活儿，代着别人不代的课，却挣着极少的钱，吃着最重的苦，有时还得看别人的眼色行事，在屈辱中像失去自由的苦力一样地生活。
一九七五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这一年，我推荐上了山西大学中文系。这等让人眼红的好事，在我也好不到哪里去。那时我最小的儿子刚过满月。临走时，穿着一身洗过几次的旧衣服，提着一只旧皮箱，一步三回头，上大学竟变成了走西口。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把养家糊口的担子，一股脑地抛给年届花甲的老父亲，当时心境可想而知了。上学期间，每月五元助学金，我一分钱也舍不得花，捎回家给孩子买奶粉，做衣裳，那日子有多苦，就不必多说了。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临汾一中，日子也没有好过了。那时工资四十三元，每月回四次家种地干活，除去路费就剩下三十三元了，说啥也养活不了八口人。天有不测风云，父亲又患了食道癌，做手术累了一屁股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得申请调回浮山。别人是往高处走，而我象水一样往低处流，错过了许多好机会。回到浮山也没好到那里去。工资少，人口多，总是无法过活。我喂过猪、养过鸡、摆过小摊，种过地，别人不干的活，我都得去干，为生存而奔波。
退休了，孩子们长大了，各自成家立业，而且生活还算宽裕，这时才轻松了许多。生活问题解决了，有了余力，于是在写作方面发挥了一些余热，参与了浮山文坛许多组织的文化活动，我主编，参编了30余种各类型的书，自己著作有四本：《第二个春天》、《贾存仁与弟子规》、《盖廷敏文辑》、《笔耕录》，写了数计百万的字。算是没有白活，没有浪费光阴，给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点东西。
我自己的经历这么坎坷，想想其它同学的经历也好不到那里去。本来应该是大学毕业分配的人，偏偏遇上了十年浩劫，完全改变了人生轨迹。
现在咱们都是带“老”字的人了。平生也没有多少值得夸耀的东西，但至少可以把自己所经历的苦难，告诉我们的子孙，让他们知道应该怎样做人。生活总得靠自己，路就在脚下，要用坚实地步子稳稳当当地走下去。不靠天，不靠地，一切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