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一版）解决“不能腐”切实可行。通过制定制度解决“不能腐”的问题，在理论上是成立的。因为制度是一种行为规范，它规定人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历年来在透明国际清廉指数排行榜上位居前五名的新西兰、丹麦、新加坡、瑞典、芬兰等国家，其防治腐败的制度设计也是十分科学的。只有制度的漏洞被堵住了，权力不能越轨了，官员们“有想法、没办法”，想腐也“不能腐”了。当然，设计科学完善的反腐制度需要时间，正如王岐山同志所指出的：反腐败要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这里所说的“治标”就是查办腐败案件，“治本”就是制度设计。
解决“不想腐”任重道远。让官员“不想腐”，是防治腐败的最高境界。要使官员不想腐败，只有两个途径：一是物质上满足，使之不必要腐；二是精神上激励，使之不屑于腐。但是，从物质层面看，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而经济资源却是有限的。为什么像新加坡这样高薪养廉制度实施得最好的国家，也没有杜绝贪污腐败现象呢？其根本原因是工资待遇不可能无限提高，而人的欲望却会无限膨胀。从精神层面看，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能使那些有崇高理想的领导干部更加清正廉洁，也能使那些“想腐败”的官员降低腐败动机，但是对于极少数腐败分子而言，则不会起到太大的作用。要使领导干部完全做到“不想腐”，就必须对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进行彻底的改造，而这在短期内很难见效。因此，彻底解决“不想腐”的问题，任重而道远，但这是防治腐败的永恒方向和终极目标。尽管理想信念教育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但要坚持“毛毛雨经常下”，不断地打预防针，让官员的廉洁思想在潜移默化中形成。
可见，制度在防治腐败中起关键性的作用。换言之，要有效防治腐败，关键靠制度。
扭住核心，在“管人”与“限权”两方面发力，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
腐败产生的原因，归根到底还是“人”的问题和“权”的问题。权力是把双刃剑，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必然导致腐败；干部不受监督和约束，迟早要出问题。我们要在“管人”与“限权”两大方面持续发力，不断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
“人”的方面。“人”是腐败发生的主体，所以管好人对防治腐败尤为重要。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我们一定要始终把选好人、用好人、管好人作为关键性问题来抓。在选人上，干部业绩在实践，声名在民间。要多到基层干部群众中、多在乡语口碑中了解干部，真正把那些真干事、干实事、吃苦耐劳、默默奉献、业绩突出的好干部给选出来；在用人上，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用什么人、用在什么岗位，一定要从工作需要出发，以事择人，只有这样，才能使大家的聪明才智充分发挥出来，在工作上发挥最大的效率；在管人上，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严格落实“三严三实”要求，深学、细照、笃行焦裕禄精神，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干部。通过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让每一个干部都深刻懂得，当干部就必须付出更多辛劳、接受更严格的约束，使每一个党员干部都愿意更加勤奋地去工作、更加自如地发挥才能、更加自律地洁身自好，形成既干事又干净的干部队伍。
“权”的方面。反腐倡廉的核心是制约和监督权力。没有健全的制度，权力没有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腐败现象就控制不住。我们要坚持把“六权治本”作为规范权力运行的治本之策，完善制度机制，厘清权力边界，明确责任主体，从源头上把权力的制度笼子织密、编牢、扎紧。一要落实权，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发挥好党委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领头羊”作用。牢固树立党的意识、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坚持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紧紧抓住落实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不甩手，不松手，不放手，让主体责任落地生根。二要晒晒权，继续推进三权制衡，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进一步在全县行政事业单位推进主要领导“五不直接分管”工作方法，使各单位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分开，形成三权制衡、相互约束，从而打破“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的传统格局，确保权力规范、透明、高效运行，形成靠制度管人管事的常态化长效机制。三要厘清权，加快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优化政风行风。加快编制政府部门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三个清单”，抓紧建立行政审批、资源交易、行政监督“三个平台”，以县政务服务中心建设为统领，扎实推进“两集中、两到位”工作，认真查找和堵塞各方面的制度漏洞、执行漏洞、监督漏洞，推动部门行业依法行政、依规办事、规范用权。
目前，在反腐高压态势之下，“不敢腐”的目标已经见效，“不能腐”的“笼子”正在探索中编织，“不想腐”的思想正在上升拓展，政治“新常态”在逐步形成。这个时候，全面从严治党，实现弊革立新、激浊扬清，关键要在制度上下功夫，在认真上做文章，要通过持之以恒让高压反腐“新常态”成为“常态化”、“平常态”，最终实现弊革风清、净化政治生态的目标。 （高生芳）